保护野生植物，国家植物园只是一个新开始(2)

他指出，仅从政策法规角度来看，我国野生植物的就地和迁地保护都有很大提升空间，如就地保护法规分散、保护存在空缺地区，保护地体系有待优化等；而迁地保护系统性不强、基础研究和投入不足、规模不够，遗传资源管理法律不健全等。

“目前，我国植物保护只有条例，而不是法。在管理法规方面，与动物保护管理相比，《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有关植物保护工作的措施不多且粗放，许多条款缺乏细节，难以操作。例如，在植物开发利用管理制度中，不涉及加工、运输等贸易环节，购买和收购难以区分，很难执行。同时，条例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过于简单，许多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缺乏执法权，没有关于破坏或污染野生植物原生境、非法加工野生植物的处罚措施；处罚力度轻，犯罪成本低；对于危害程度及其后果没有细化区分，目前仅两个等级，也没有对采伐、采挖、采集叶片、种子等不同行为进行区别，这些都导致在法律执行中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使得公众保护意识不足和执法难。”周志华说。

对于一些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野生植物，目前对于“度”的规定仍显模糊。记者了解到，《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出台后，没有制定与之配套细化的管理法规，如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往往允许一定程度的利用，但并没有制定采集证管理办法，也没有将可持续利用原则以适当的方式加以明确。

此外，作为保护野生植物的关键“名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自1999年第一版发布，调整历经22年之久，这期间，许多野外采挖数量较多、需严格管理的物种，甚至许多极度濒危的旗舰物种，包括兰科植物、景天科红景天属植物等都未列入，导致保护管理长期无法可依，因此名录的定期变更显得更为迫切。

3 民众是野生植物保护最好的参与者

法者，天下之准绳。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林草局正在积极推进《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修订工作。在业内专家看来，野生植物保护仍任重道远。应加快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等法规，解决就地保护法规分散、相互矛盾的问题，并明确赋予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执法权，完善就地保护措施。

野生植物保护专业性强，强化科学支撑也十分必要。例如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在近年来不断有新物种在调查中被发现，亟须稳定充足的野生植物研究团队予以长期支持。又如许多植物能人工培植，但在执法时很难区分人工或野生来源，也需要开发新的实用溯源技术进行鉴定。因此，应加大科研人才培养力度，全方位强化科研机构的参与，在名录修订、保护地建设管理、迁地保护机构设立和运行、繁育回归活动的开展、法律修订、宣传科普等方面充分吸收专家力量，听取专业意见，并鼓励拯救濒危野生植物的科研活动。

加强野生植物保护，植物原生地的民众无疑是最好的参与者。金效华建议，要寻求野生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式，选择当地有代表性的、具有观赏价值的物种，发展自然教育、游憩休闲活动，开发特色文创产品，通过惠及当地民众，促进其主动参与就地保护。要充分推动科研部门、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保护工作，设计一些容易参与的项目，例如开展濒危物种的巡护、监测、繁育、野外回归等，从社会筹集资金，既拓展经费渠道、扩大保护力量，也传播保护理念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