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莹万字长文：疫情后的中美干系 可否实现良性竞争(10)

　　国际战略界也关心中美能否通过谈判构建军事力量和平共存的战略均势。虽然目前缺乏谈判的气氛，但是中美作为亚太两大主要军事力量，双方在战略安全领域建立对话渠道尤显重要。应开辟有效和多层沟通的管道，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另外，中方虽然不参加涉及美俄双边问题的核裁军条约谈判，但一直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重要成员，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机制，在国际上有良好口碑。中方在这方面可以更多地主动作为，例如推动有核国家接受中国提倡的“不首先使用”原则等。

　　中国人关心和擅长的，主要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例如在科技这个新的博弈前沿，需要将美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转化为激励自强的动力。可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全球科技的开源知识环境，努力提高创新能力，补“短板”以增强在技术、元件上的自给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增“长板”，提升向世界科技进步提供支撑的能力。唯有更好地维护我国在世界科技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维系全球体系的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打破“脱钩”和分裂世界的企图。还应坚定和及时地采取“反脱钩”策略，在各个领域都执行坚决维护和增进交往的政策，各部门都多做“挂钩”的事，不做和少做会进一步导致“脱钩”的事。

　　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明确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体系维护者和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坚持高扬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旗帜，用中国的“进”应对美国的“退”，用维护和平、促进增长的行动，对冲美方的破坏性举动，维系经济全球化的势头。面对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难题和矛盾增加的局面，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做第三方工作要切实以发展彼此互利合作为目的，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大方向，而不需要形成中美争夺第三方的零和局面。

　　在全球问题上，当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领域减少投入之际，世界多国都期待中国能发挥领导力。我们需要调动各领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发挥作用。目前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内已构建起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合作机制和政策储备手段，无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与国际社会保持着比较好的互动，体现了合作的力量。可以此为蓝本，在涉及反恐、防扩散、禁毒、跨国传染病防治乃至人工智能治理、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上，培养官方和智库的有效合作，鼓励拓展国际对话渠道，不断提升向世界提供有效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增强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积极培养人才，改善和增强中国国际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向国际信息库提供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和资料，让世界更多地从中国人这里获取而不是从间接渠道得到中国信息。此次美国大选，共和、民主两党都在用中国议题竞选，通过炒作“中国威胁”“中国挑战”来拉选票，这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但另一方面，从传播逻辑的角度看，外部的高度关注也为中方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知识和信息提供了窗口，如果有效和合理利用，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乃至国际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

　　总之，中国已经从力量偏弱的国家，成长为拥有较强力量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进入一个需要在新的实力基础上和更广阔的利益平台上运作内政和外交的时期，对美关系的处理也需要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一直试图论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最近他在把研究重心转向为避免冲突提供解决之道，发起了一项名为“寻找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专项研究。这样的研究在美国并非仅此一家。中国的战略界是否也需要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呢？我认为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