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分配、北漂……中国人“找工作”的40年
1983年，邹有华接了父亲的班，当上了教师；1984年，邹有智考进了国企；1991年，邹有信被分配当上小学教师。
老邹家三个儿子在上世纪80、90年代，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
再后来，有人追赶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浪潮，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深漂……
资料图：人才市场一角。韩章云 摄
接班
1983年，仅仅读了初中的邹有华，在26岁时候顶替了父亲的教师岗位。对此，家里当时还在读“大学”的老二邹有智内心颇为不满。
“老大刚退伍没有工作，还要养两个小孩不容易，你现在读大学(实际是技术学院)，将来有更好的路子。”父亲苦口婆心，劝邹有智别往心里去。
父亲以身体状况为由提前一年退休，就是为了让邹有华的工作有着落，家里的日子好过一点。
顶替，也叫接班。1956年1月14日，原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首次提出，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即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
这一制度在1990年底被彻底废除，邹有华赶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车。
“坐上车”的邹有华文化程度不高，又当上了老师，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质矛盾的集中表现。虽然能领上工资，邹有华在学校却跟不上教学节奏，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工作。
老二邹有智1983年高考落榜之后考进了一家技术学院，也就是父亲口中的“大学”。
1984年，在大哥邹有华迷茫的那段时间，当时19岁的邹有智在学校遇上了一家国有企业的招工考试，并且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就职批准。
“那一年刚定了亲，家里掏了不少钱(条件困难)，自己根本无心学习，所以学没上完，就去单位报到了。”邹有智通过招工考试找到了这份月薪37元的工作。
资料图：长三角地区高校本硕博毕业生、社会人才等在对接会现场咨询招聘信息。 鲁毅 摄
1984年，中国恢复高考第8年，廖萍一边放牛一边学习考上了贵州医学院。她真切地体会了“知识改变命运”，当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贵阳当地一家医院知名的主任医师。
毕业后，廖萍和男友通过“统招”分配方式选择到同一个地方就业，廖萍选择了医院，男友则分配到了免疫站。
所谓的“分配”是1981年在国务院批转的原国家计委、教育部、国家人事局《关于改进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即对毕业生的分配确定为“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抽成调剂，分级安排’的办法”。
实际上，除了地方上的选择，工作的好坏也是当时许多学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由于毕业分配单位的好坏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盼望着分配一个好单位，是大学毕业生整个家庭的心愿。
什么叫好单位？有学者表示：“那时，人们的理想是‘科学家’、‘工程师’，待业青年也以‘上班’为首选，实在没有出路才去干个体或服务业。”
1989年，邹有华的三弟邹有信高中毕业考上了当地一家师范学院，3年学成后通过定向分配，到了离家50公里的镇上当小学老师，一个月工资68元，彼时大哥邹有华接班父亲的岗位已经6年之久，工资是新人教师的两倍左右。
与此同时，邹有信的同学林惠仪以统招形式，选择了自家镇上的小学入职。
1999年以后，邹有信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根据当时的要求，小学教师评级、退休凭职称有学历要求。”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是邹有信和同龄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
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推动人才流动、协调地区利益的正向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这种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1996年，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但直到2007年4月，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终成往事。
此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决心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闯荡，年轻人中也开始有了“跳槽”。
资料图：2018年广西中高级人才交流大会现场。 黄艳梅 摄
下海
改革开放之后，除了考试找工作、分配找工作，还有一批人快速接触到“开放”的信息，开始了创业之旅，当时称为“下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廖萍的大哥廖健平听说蜂窝煤生意很挣钱，就自掏腰包去城里学了蜂窝煤技术，在乡下做起了蜂窝煤生意。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农村的取暖、做饭主要靠火炉燃烧煤块，由于煤炭储存和生产的季节性，到了夏天就换成了烧柴，“但柴火得一直加，很麻烦。”
廖健平将煤渣、黄土、水和煤块混合，打成蜂窝的形状，卖到农村，价格便宜不说，还方便许多。
“1块钱一堆的煤渣通过技术加工之后做成蜂窝煤，价格翻了10倍！”廖健平因为蜂窝煤生意成了镇上第一个“万元户”。
“万元户”这个词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指存款或者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民户。
“万元户”年代的米价每斤0.14元，肉价每斤0.95元，走亲戚送礼2元左右，压岁钱0.1-0.2元，1万元代表着财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1990年，廖萍的二哥廖建军用家里资助的几千块做起始资金，干起了肥料供应商。不过他的生意模式和当时“开门店等人上门买东西”的模式不同，他是“送货上门”。
当时廖建军的朋友有一辆大卡车，农民只需要在他店里下了订单，廖建军就可以用卡车送货上门。“当时农民买东西都是需要等到赶集，买了东西还要自己背回去。”因此，送货上门的肥料深得大家的喜爱。
廖建军还有一个商业小秘密，在资金充足之后，他会在淡季的时候去肥料厂囤货，在农忙的时候卖出去。本身送货上门就有优势，加上淡旺季肥料的差价，廖建军的生意如火如荼。
生意的成功让廖建军家里的小女儿在90年代初就玩上了迪士尼的雪花机，也让家人在那个年代有条件吃上100块钱一颗的抗癌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