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复出与科学的春天：我愿意当你们的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序幕。图/受访者提供

　　开启科学的春天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明子

　　本文首发于总第877期《中国新闻周刊》

　　学部委员还有谁？

　　1979年1月，国务院同意了中国科学院关于恢复学部活动的请示报告。1月23日“首都科技界春节茶话会”后，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就着手落实恢复学部的工作。然而，通知该发给谁？此刻急需一份名单。

　　“学部”这个充满年代感的名词，诞生于1955年，是中国向苏联学习的一项成果。它负责中科院全院的学术与科研业务管理工作，其委员大会曾是中科院最高决策机构，组织学部委员推选院长。1994年，“学部委员”正式更名，成为今天众所周知的“院士”。

　　“文革”期间，中科院学部被当作“资产阶级科技路线的产物”被撤销。钱三强在建国初期就参与了中科院学部的组建，并且是首批233名学部委员之一。然而，这位年轻时赴法国居里实验室留学、回国后开创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科学家，却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好几年都在陕西合阳“五七干校”里养猪、锄棉花和施肥。那些年，境遇比钱三强更艰险的科学家比比皆是。此时，他犯难了：还有谁可以承担恢复学部后的工作呢？

　　钱三强想到了一份名单。他翻出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座位图，平铺在办公桌上，所有与会代表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映入眼帘。凭借印象，他拿笔在学部委员的名字上画圈标记，不时和身边的秘书葛能全相互确认。

　　“全国5586名科技代表，记得当时我们在图上找出222位，后来发现有的不是(学部委员)。” 葛能全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据中科院院史记载，大会到场的学部委员仅剩117位。

　　“那时健在的、能出来活动的学部委员都去参加科学大会了，所以这个(名单)是最全的。”今年80岁的葛能全，仍记得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场景。当时，他置身于人民大会堂的万人观众席中，或许还无法完全理解这场会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科学的春天”终于到了。

　　重振科学院

　　1976年10月7日晚，在上海开会的方毅接到女儿用英语打的话，内容简短而异常：“母亲病了，请速回京。”

　　当时，方毅的身份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在上海参会的他还不知道北京已翻天覆地。“四人帮”在前一天被抓捕隔离的消息尚未公布，上海还在他们的控制下，为了让方毅快速安全地返回北京，只能采取这样的通知方式。9日晚方毅抵京，比原计划提早两天，事后他对值班室秘书感慨道：“中央领导同志想得真周到！”

　　回京后不久，方毅就离开了工作16年的外经部，转战到“文革”的另一重灾区中科院。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称方毅是“科学家”，因为他知道，方毅的科学知识比较多，能背下化学元素周期表。1977年1月12日，方毅带着一位助手与一位秘书履新，他的新身份是中科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科院副院长，协助院长郭沫若全面主持工作。此时，方毅面对的，是遭“文革”严重破坏的一个烂摊子。

　　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科院系统发展到顶峰的时候，是在1958年～1959年期间，曾经达到300多个研究室，每个省都有一个科学院分院。到1965年，中科院拥有105个科研机构，6万多名职工，其中技术人员21937人。十年动乱中，这些机构或遭肢解，或下放地方，或直接被撤销，到1973年，科研机构已被消解大半，仅剩53个。广大科技人员被看作“臭老九”，或关牛棚，或下放劳动，或迫害致死。在北京地区各研究所170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130位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领导干部与科学家被迫害致死的多达229位。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因为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文革”中遭到批斗，后来不堪红卫兵迫害，自杀身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科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文革”中稍微好一点的遭遇是下放劳动。今年91岁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干校在北京大兴县，(第一任)所长张文裕当年快60了，年纪有些大，他的任务是养鸡。我年轻一点，在那儿种西瓜，更年轻的人就去种水稻。”在这种情况下，科研工作基本瘫痪，科研水平已被西方发达国家远远甩在身后，据估计差不多落后半个世纪。

　　1975年科学界曾出现过短暂的“春天”。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受邓小平委托让胡耀邦、李昌等人到中科院整顿，恢复所长职权，帮助科技人员解决房子、票子、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托儿所)、炉子(煤气罐)的问题，这一措施被戏称为“五子登科”，这段时期被追忆为“百日维新”。这股“春风”只吹了120天，就被“批邓反右”的浪潮压制下去。因此，当方毅来到中科院时，众人还抱着观望的心态。

　　方毅对此早有准备。他到中科院的头两个月，就召开了一系列揭批“四人帮”罪行的会议，并对核心组内部一些干部的错误展开思想斗争。同时恢复科研工作，先后在院内召开了支农科研、富铁矿会战、地震工作、强激光会议等业务会议。

　　1977年5月12日，方毅正在中科院一场会议上讲话，被秘书递来的一张纸条打断——小平同志请方毅和李昌到玉泉山去一趟，谈谈科学与教育工作。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复出。上午10点，两人到达邓小平住处。

　　这次谈话的内容概括而言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工业上，交通能源要先行，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是先行官。邓小平还指出，科学研究是劳动，科技人员是脑力劳动者。

　　5月30日，方毅与时任院党组副书记武衡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汇报科学院工作，华国锋主持会议。会上提出：为了在二三十年内努力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因此要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使全国震动。科学大会的规模可以大些，对人民有贡献的科学家要给予表扬，要奖励。大会由中央召开，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国防、外贸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部门。要发个通知，把大会要讨论的问题都点出来，把20世纪的要求写出来，要大造舆论，使得大家看了通知就坐不住。

　　当时，国家科委已与中科院合并，直到这一年9月才重新独立。因此，这次大会就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这是公开史料中第一次提到“要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