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权政治化行径毁损人权善治根基》研究报告全文(2)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国会将人权作为多边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把人权同安全援助、经济援助及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取向联系起来。1977年，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正式提出“人权外交”口号，人权被说成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灵魂”。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在其所著的《完美的幻觉：美国政府是如何选中人权外交的》一书中认为，华盛顿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武器用于冷战，而人权则是一个难得的武器。在派克看来，越是刻意强调什么，越是说明要刻意掩饰什么。美国在越南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虐，如摧毁庄稼和森林、强制民众搬迁、轰炸平民、实施“凤凰计划”等，美国支持的智利、危地马拉、菲律宾、安哥拉等地实施的军事暴政，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欧亚国家的秘密渗透活动越是遭到揭发和批评，美国政治家越是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其人权理念，以粉饰其形象。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人权政策是以美国“例外论”和冷战政策为基础的。例外论者声称：美国在启蒙时期就领悟了人权的真谛，并早在美国革命初期就得到了贯彻。因此，美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所承担的义务应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楷模。既然如此，美国无需什么人权的国际标准。里根政府批评卡特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幼稚”，要求把人权完全拉回到冷战的轨道上来。在联合国，里根政府公开攻击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毫无隐讳地袒护像智利、阿根廷和危地马拉这样的盟国。里根政府明确要把人权作为同苏联及其盟国竞争的工具，并在联合国要求优先讨论共产党政权侵犯人权的问题，尤其是古巴的人权问题，但对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置之不理。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美国则始终持消极态度。

　　（三）强加本国人权观给其他国家时期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出莫名的优越感，对其他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则表现出一种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美国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美国总统布什再次把“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1996年8月29日，克林顿总统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希望建造一座通往21世纪的桥梁，从而确保我们仍是全球具有最强大防务能力的国家，确保我们的外交政策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性傲慢，美国肆无忌惮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相关国家也因此被贴上“不民主”“专制”乃至“无赖国家”的政治标签。

　　随着“9·11”事件爆发，以及美国出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等事件的接连发生，美国已成为侵犯别国人权的主要国家。在反恐的名义下，美国司法部对国际人权法持拒绝态度，酷刑、暗杀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也是层出不穷，并因此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针对外国情报目标的专项行动，监听并搜集外国政要以及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侵犯公民隐私事件数不胜数，一次次引起轩然大波。

　　二、美国人权政治化举措的深层原因与表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