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对古建筑最极致的爱(2)

“北京城的东西宽为紫禁城宽的9倍，南北深为其5.5倍。以紫禁城面积为标准在北京城图上画网格，你会发现与较多南北向干道重合或极其接近，这表明宫殿与都城间有模数关系。”傅熹年介绍，紫禁城内各主要宫殿以内廷主建筑群“后两宫”的面积为模数，明初天坛以大祀殿下土台面积为模数，社稷坛以拜殿、祭殿面积之和为模数。

研究中，傅熹年发现，在建筑群组内的建筑布置中，大多把主建筑置于宫院地盘的几何中心，以突出主体，紫禁城中主要宫院和太庙、社稷坛等都是这样。

而在日本飞鸟、奈良时期的建筑中，人们也能寻觅到中国古建筑的设计理念。

傅熹年介绍，日本飞鸟、奈良时期（约中国隋唐时期）建筑法隆寺金堂、五重塔的构架设计都以材高（泥道栱高）和一层柱高为模数，而这些理念多源于中国，可间接推知早在中国南北朝末期，中国木构建筑运用模数设计已达到这一水平，足以彰显中国古代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法上的先进性。

“通过这些工作，我逐步看到这些特点和规律的形成与古代哲学思想、伦理观念、礼法制度、文化传统、艺术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建筑等级制度等社会和人文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傅熹年说，这也是沿袭了梁思成“建筑源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的思想。

为此，他申报了《社会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专题研究项目，探讨中国古代建筑持续发展、长期延续、形成独立建筑体系的原因，并出版了近20万字的图书。

传承古代建筑匠心

建筑史是一门广博高深的学科，往往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有所成。在傅熹年看来，除个人勤奋外，重要的是在通观全局的基础上选准关键问题进行突破，而这离不开学术自由的“土壤”。

“非常幸运，成为院士后可以继续专心研究建筑史。”傅熹年说，中国工程院给了自己很大的自由空间，让他可以充分钻研热爱的事业，于他而言这已足够。

不过，傅熹年对现代建筑并无太多关注。当记者问起对现代建筑设计的看法时，这位老人表示：“我只专心钻研古代建筑。”

但他指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一座建筑的优劣不仅体现在目光触及之处，建筑中看不见的细节更展现了建筑师对匠心精神的终极追求。无论是尺寸比例还是空间构建，都是一门严谨的艺术。

“研究古建筑是一个艰苦且漫长的工作，但我还会长期坚持研究下去。”如今的傅熹年依旧天天来到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一刻也未曾歇息。和所有同事一样，朝九晚五地查阅资料、撰写书稿，已然成为这位耄耋老人的日常。

在傅熹年的案头，醒目地放着一本《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组布局、单体建筑设计手法和构图规律研究》，这部记载并传承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程的著作，凝结了他的诸多心血。当记者问是什么支撑他奋战至今，老人坦率地回答：“没有原因，仅仅出于对古建筑最极致的爱。”

《中国科学报》 (2019-06-10 第1版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