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在德遭遇学术侵权，本报独家采访当事人(2)

在这里，要引入一个“职务发明”的概念。杨蓉西发明该专利的时候，本身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雇员。“根据德国职务发明法，虽然我是发明人，但我取得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专利许可和授权属于学术机构——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海德堡大学90%控股），我个人只拥有分红权。”杨蓉西说。MammaScreen项目要获得该项专利的使用许可，必须获得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的同意。

因此，当新开源在2017年初携带500万欧元的诚意来到谈判桌时，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从一开始便以强势姿态，要求拿到新公司10%以上的股权。此后，这一数字又被抬高为20%甚至30%。而依照欧美的惯例，学校专利管理公司的入股比例一般不超过5%，而且股份与授权费只能二选一。但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却从一开始就希望两者兼得。

律师提供给杨蓉西参考的美国大学参股资料中显示，按照惯例，作为职务发明专利使用费用，美国学术机构仅可以拥有公司2%~5%的股权，哪怕是极其成熟，马上可以推入市场的专利，最高也不会超过15%。

为了促成该项目落地，杨蓉西接受了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最初所提的条件，但随着他们的要求不断提升，双方的合作变得越来越艰难。“在一次与新开源的谈判中，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代表毫无征兆地拍案而起，让两者合作陷入僵局。即便我与合伙人哈米德·艾明格博士再三挽回，也毫无效果。”杨蓉西说。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的这种异常表现，令杨蓉西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她立刻联系了为她提供资金扶持的基金会和海德堡大学工会组织，并开始咨询律师。

求助无门

2017年4月的一天，杨蓉西照例去项目组上班，但到门口时，却发现门禁卡失效了，自己被挡在了办公室门外。“我开始以为是门禁卡消磁了，保安却说不是。”杨蓉西回忆说，此后，她收到了海德堡大学附属妇科医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泽恩的邮件通知，被告知已经被撤销了MammaScreen项目负责人的职位，该职位由萨拉·舍特接替。这位走马上任的萨拉·舍特恰恰是克里斯托夫·泽恩的学生，而且在接管MammaScreen项目后被迅速提拔成教授。

很快，杨蓉西又收到医学院法律部门的来信（医学院法律部门的负责人也是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信中写到，因为学院“高层”的决定，杨蓉西不能再回到之前的实验室，而是被安排在一间单独办公室内，与项目组的同事隔离。“他们还要求我每天上下班都需要向院长克里斯托夫·泽恩的秘书当面报告时间，包括午饭时间出去了多久都要当面报告。”杨蓉西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杨蓉西提供的邮件往来记录中，有一份在4月12日、由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法律部门的一名律师发给她的邮件。该邮件明确要求她报告时间，并要求她如果要在上班时间安排私人事件，需要先给上级打报告且得到同意后才能离开。

这封邮件同时抄送给了接替她项目的负责人萨拉·舍特等人。每隔一个小时，萨拉·舍特都会给她的办公室座机打一个电话，以确保她没有离开。即使她要去看病，也需要医生在开诊断证明的同时，另附时间证明。这种“特殊待遇”，不仅在海德堡，在德国任何工作单位都闻所未闻。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德国，不管是律师还是工会，只有在白天工作时间办公。如果我想要寻求帮助，就必须在这一时间段离开办公室。否则就很难找到人。”杨蓉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