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量化贸易传输控制汞污染(2)

陈龙介绍，对于中国大陆人群汞暴露健康风险，京津地区、中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具有更高的消费者贡献。因为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主要位于中国经济供应链的下游，其主要作为消费者，消费上游所供应的产品和服务。而东北、西北地区具有更高的初始投入者贡献，因为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主要位于中国经济供应链的上游，其主要作为投入者，为下游生产投入产品和服务。

此外，研究还发现，由最终消费驱动的地区间产品贸易，使大气汞排放发生了从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内陆地区的虚拟转移，而东南沿海水稻种植区和鱼类生产区提供了中国人群汞暴露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大米、鱼类。于是，汞由敏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向非敏感地区（西北内陆地区）发生转移，最终从整体上降低了全国胎儿的智商损失和汞关联性心脏病死亡的风险。

汞暴露控制应具有针对性

该研究量化了健康风险，总体来看，中国各地区的汞暴露仍处于较为安全的量值。“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气汞排放国，人群汞暴露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有效的、具有针对性的汞控制策略尤为重要。”束炯说。

该研究提示，针对不同地区汞的来源，可从不同视角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并加强地区间合作。陈龙介绍，山东、河南可优先采取生产环节的控制措施，例如提高能效、安装汞去除设备等；京津地区、中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则优先采取消费环节的控制措施，例如改变客户消费习惯、推行消费税等；对于山西、内蒙古和陕西，初始投入环节的控制措施更为有效，例如改变投资、贷款和补贴策略等。

对于跨地区贸易合作，研究建议作为最终消费者的上海、浙江和广东，可以转移先进技术和资本至其上游的贸易伙伴地区，例如河南、甘肃等，协助贸易伙伴进行控制减排；同理，作为初始投入者的山西和内蒙古，可以转移先进技术和资本到其下游的贸易伙伴地区，例如甘肃、云南等，由此减少最终消费者和初始投入者通过地区间贸易所转移的汞暴露风险。

“汞污染具有富集效应，一旦超过安全量值后果严重，长期监测汞污染的风险变化尤为重要。”束炯说，“该研究实现了对以往忽视的风险转移的量化，为监测风险变化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