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穿新鞋要走新路

　　刘亚东：“新基建”，穿新鞋要走新路

　　眼下一提“新基建”，很多企业界朋友都两眼放光，心动加速，迫切希望自己成为那个捷足先登的人。要想参与“新基建”，就要弄懂“新基建”。从政府层面讲，如果“新基建”最终成为一次“分蛋糕”的盛会，也将事与愿违，事倍功半。

　　同样作为全球危机中的国家经济振兴计划，人们很自然地会把“新基建”与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进行类比。那么，“新基建”与“四万亿计划”有何异同？“四万亿计划”能为“新基建”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

　　回顾“四万亿计划”，时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记得当时在工业企业中有一句口号，叫作‘在金融危机中不裁员、不减薪’。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觉得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必须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抱团取暖，这是对的。但回过头来仔细琢磨这句话，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时候，肯定要有企业破产，有企业退出，肯定要下岗分流，肯定要减少收入，奖金也不能再发那么多了。在极度困难的时候不减薪、不减人，什么时候减薪减人？”

　　李毅中先生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又发人深省。

　　“新基建”是“四万亿计划”的扬弃

　　从出台背景、战略目标、实施方法、意义和影响等方面看，“新基建”与“四万亿计划”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简言之，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基建”才能趋利避害，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支撑。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就是所谓的“四万亿计划”。

　　“四万亿计划”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在保障就业、提振消费、避免经济下滑等方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四万亿计划”严重刺激了国内通货膨胀。货币的滥发导致虚拟经济过度增长，而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尤其是房价的过快增长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透支了未来发展潜力，从而导致城乡差距拉大以及贫富不均加剧。而房地产的繁荣又伴随着地方债高企，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风险。

　　有了“四万亿计划”的前车之鉴，笔者认为，“新基建”至少应有以下改变。

　　第一，“新基建”中的政府角色应当转换。“新基建”和传统基建都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通用性等属性，当然离不开政府的统筹和布局。但“新基建”也应当规避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走过的弯路，特别要破解政府包办、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等老大难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和政府推动项目的方法应当改变，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从领导到引导、从指挥到服务、从定规划到定规则的角色转换。

　　第二，“新基建”应当具有强烈的商业化属性。其中，企业应该发挥主体、主导和主角作用。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快速发展，特别近些年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数字化信息通信企业，它们应当成为“新基建”中最活跃的要素和力量。

　　第三，“新基建”应当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要以国家政策和资金为引导，广泛吸纳各方面力量(包括国外力量)参与。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技术创新性强、发展变化快，还面临更大的市场不确定性。所以，必须在与市场需求相耦合中创造价值，必须鼓励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新基建”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明显，相应会带来大量新增就业，并会优化中国就业人员的结构。同时，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力量，铁路、电网等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在高速铁路、特高压电网等方面无疑将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些领域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机制来吸引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