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亲力亲为，规范引用，何惧查重软件？
论文亲力亲为，规范引用，何惧查重软件？
张月红
最近我在校园里碰到一位生化专业“准院士”级的教授。他非常不悦地说：“你们搞的那个什么抄袭检测，真有问题，搞得我们，尤其是我的学生下笔先恐‘查’，难道我们参考文献或按照行业常规描述实验就是抄袭吗？特别是对生物实验中经典方法的描述，为了降低查重率，就一定要拆散字词重新组织实验过程吗？”
两周前，一位女博士来我办公室礼貌地说：“老师，你们有查重软件服务吗？可否查查我的毕业论文的重复百分比？”我虽有疑惑，但还是帮她联系了中文刊编辑部。被告知无该服务，她一脸失望地要离开时，我禁不住问她：“既然论文是你亲力亲为完成的，为什么要查呢？可以告诉我吗，看我是否能帮到你？”她犹豫了一会儿说，因为博士论文中有一部分是读博期间已发表期刊论文的内容，为了不被查重，已有改动，但还想看一下到底有多大比例，只要低于一个限值，就不想再动心思刻意改了。我跟她解释，引用已发文章在博士论文中一要标示文献，二要括引，若一页之多可以用缩进排版，或改字体区别，表示这些内容已经发表。规范标识，无需查重来回避重复率，即使高于上限，也是正当行为，如CNKI网站已有明确说明，因为博士的工作理当是毕业论文一部分，当然不宜把全文直接粘贴没有任何标识，但若论文核心部分按以上标识就没有任何问题。她听后豁然轻松地离开了。
上面的两件事，让我想起2010年在《自然》的一篇关于“31%剽窃”的文章引起的“地震”，让自己掉进学术抄袭大辩论的漩涡之中(当时，我在文章中介绍，《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从2008年10月到2010年9月收到的2233份稿件中，大约有692份被检测出有抄袭嫌疑，所占比率高达31%。文章标题原为“创新软件帮助中国编辑应对抄袭”，在发表前最后一刻被《自然》编辑修改为“中国某期刊检测出31%的投稿中有抄袭现象”)。女儿第一时间在越洋话中安慰我：“妈妈您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还记得9岁那年我刚到美国写第一篇report吗？”是啊，当时仅有一点粗浅英文看画书能力的她从图书馆煞有介事地借回来一大包关于林肯的书，为第一篇报告“为什么林肯当了总统”做参考资料。我帮她一起看书，并提议第一句直接抄书“林肯1809年2月生于美国的肯塔基州……”她一本正经地说，老师课堂上说了“直接抄书要打引号！”那一刻，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何时我们的学校能从小教授孩子如何阅读和引用参考书？如是，不规范的引用或抄袭事件会不会少很多？我们的作者，无论是社会学背景、还是理工科出身，对这一类的问题会不会有更清晰的概念和操守呢？
“抄袭”和“借鉴”有什么区别？大家也都心知肚明。自古以来，有哪一位作者，第一篇文章或第一部作品能逃脱得了“模仿”的影子？这里不妨借名家之见、唐诗之经，以及最新的报道来讨论一番。
胡适眼里的“创造与模仿”
胡适先生是我比较偏爱的国学大师之一。这样一位思想家在他的小书《容忍与自由》中有一段话让我不解，似乎与今天论文写作倡导的“原创”相矛盾。
胡适这样说：“古人曰：‘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创造都从模仿出来，凡富于创造的人必敏于模仿，凡是不善于模仿的人绝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是知识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没有一件创新不是先从模仿下手的。一个民族和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最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经过去了。”他还为此举例：“日本民族的长处是一心一意学别人的好处，他们学别国的文化，无论在哪个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有创造的贡献。文学方面也如此，如文史家说日本的《源氏物语》等作品是模仿中国唐人的小说《游仙窟》等写的。而今《游仙窟》一书却是从日本翻印回中国了。”尤其是读了英国人卫来先生的五巨册的译本《源氏物语》书后，胡适说：“若比较这两部书，不能不惊叹日本人创造力的伟大，如果真是‘源’模仿了‘游’，那真是徒弟胜过师傅千万倍了！”
前几日，又看到《中华读者报》的一篇文章，题为“成为诗歌的朝代， 唐朝付出的代价” ，似乎与胡适先生的观点有某些契合之处。这启发了我对论文写作中“写与抄”的内涵与外延界定的思考。现今涉嫌抄袭的指控，已经让当代的学术作者、文学作家、新闻记者等犹如“惊弓之鸟”。什么是原创，什么是抄袭？如何写作才不会被认为是不端或不当，尤其是在“秒杀加肉搏”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先看看唐朝人的操守吧。
盛唐诗歌的“随身卷子”
如何评述汉朝书、唐朝诗、宋朝词，是史学智识之人的事情，我一不懂历史，二非文科出身，真不敢妄言一字半句，这里的资料均出自西川一书《唐诗的读法》，加上自己粗浅的理解，至于原句，一定是加上引号的。
诗歌是盛唐的名片。据悉，公元754年辉煌时期的大唐，“在册人口约五千三百万，安史之乱后人口下降到一千两百万，而唐人在近三百年里被收集创作的唐诗有近五六万首啊！”如此推论，那么唐朝的作者肯定远远超出《唐诗三百首》所收录的了，写诗不仅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也是普通百姓的乐趣，那么这许多的诗歌创作灵感来自何处？
“据唐时日本学问僧，弘法大师在他的‘论文意’篇中道来：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古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它，以发兴也。同书又名《九意》的随身卷子，为一春意；二夏意；三秋意；四冬意；五山意；六水意；七雪意；八雨意；九风意；……仅秋意就有一百二十句可参考，如秋池秋雁、秋月秋蓬等。”这样的写作也如后人评说，似无形中约定了唐朝的诗歌是一种参考与模仿式的写作。同时还鲜有地指出尽管唐朝的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鲜亮名片，但与其前后的朝代相比较，却少见大思想家出现，如汉代有董仲舒，宋朝有王安石、苏东坡、二程、朱熹等，明有王阳明等。而唐朝的柳宗元，韩愈等也是善于思考之灵感式的诗人，但不被认作为结构式的思想家。
这启发了我的两点思考。第一，“自古文章千人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诚然有理。只是怎么抄？若有人说是“抄创”或“抄撰”，我认同。譬如唐朝人对参考“随身卷子”的“抄”，就是我们常说的找“灵感”，但是这个“抄”不是照搬“卷子”或抄别人的诗歌当己作，否则也就没有大唐文化的繁荣，以及唐朝人几万首诗歌的纪录和水平！也如我们今天写文章，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从内容到理念，从文字到语句，从文法到结构，无不在汲取养分和材料，所以我们所谓的“首创”就如胡适先生的话“是知识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吧。我今天的作文，也是借用他人的资料来佐证和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二，真如西川书中所说，是因为唐人过于借鉴随身卷子，致大唐少了些深刻的“结构式”的大思想家吗？如是，那么我们今天如此计较和注重文章的产量，是否当下的盛世在历史长河中也会被后人评说，少了些深刻思索的时间和空间，一样少了些思想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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