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敲诈勒索罪背后的29次上访
被判敲诈勒索罪背后的29次上访
黑龙江甘南一对夫妇因成立出租车公司、停车场土地出让金等问题上访被抓，获刑13年，夫妇均已上诉
判决书显示，这起敲诈勒索案，没有被害人。2018年10月12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曹锐、丁凤夫妇被判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2012年以来，因成立出租车公司、停车场土地出让金等问题，曹锐夫妇至少29次到北京上访。甘南县国土局、运管站等单位轮流派干部进京接访。
上访、接访、谈判，5年来，这样的过程反复在他们双方身上发生，双方都筋疲力尽。2017年10月，曹锐、丁凤夫妇因上访被抓。一审宣判后，两人均已提出上诉。
曹锐的辩护律师说，一审法院认定了一起没有被害人的敲诈勒索案。
近年来，因为上访而引发的“敲诈勒索”政府案件屡屡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政府是否能够成为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各地政府和司法部门认识不一、做法各异，导致的后果也大不相同。
曹锐的锐达出租车公司，曹锐夫妇被抓后已关门。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
第一次上访
曹锐夫妇今年都是34岁。曹锐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耍到16岁出去打工，20岁左右回到甘南县城开始买卖二手车，是当地最早一批倒车的人。
2005年，他与丁凤结婚。县城没有什么产业，有了孩子后，丁凤开了两家保健品店，卖一些轮椅、血压仪等商品。
2009年之前的甘南县城，还没有出租车，大街上跑的都是黑车和三轮车。为了规范运营，县运管站开放个人营运证办理，由于办理后车辆要在使用8年后报废，很多人不愿办。截至2013年，甘南县有680辆办理了个人营运证的出租车。
曹锐看到了商机，他用自己的十几辆旧车登记了出租车营运证。曹锐开始倒卖有营运证的出租车，却因此遭到运管站的不少罚款。
运管站副站长祝文龙的理由是，“如果不停地私下买卖，出租车市场就乱了，当然要罚款。”
运管站向曹锐答复罚款的依据，是根据《黑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私自买卖出租车营运手续处以2000-10000元罚款，私自买卖出租车手续，按照规定对违法行为进行相应处罚。
曹锐不服。2012年11月份，曹锐和丁凤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当时丁凤正怀着第一个孩子。两人一周内连续五次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当地很快就知道他们在北京。
为劝返曹锐夫妇，运管站站长、书记等工作人员去北京接访，提出回到当地后解决问题。运管站副站长祝文龙透露，当时曹锐夫妇除了要求出租车过户不再罚款，还提出补偿上访期间费用及保健品店损失8万元。
祝文龙说，此后他们规范了，也不再罚了。如今，甘南县出租车过户已经成为常态。带营运手续的出租车，根据车辆报废年限不同，价格从5万到10多万不等。
从北京回来后，运管站召开班子会议，为平息上访，同意给曹锐4万元现金。但曹锐没有写收据。在一审庭审中，检方出示了一份县纪检委对祝文龙等人的处分通知，作为给了4万元的证据。处分的原因是运管站违反了财经纪律。
但曹锐在庭审中表示没有收到钱，“曾经说过要给，但后来没给。”丁凤称对此不知情。
12月20日，甘南县出租车行业协会位于小区居民楼的办公室，外面的牌子已经破损。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
1人上访，1人谈判
2012年，甘南县要求出租车行业进行公司化运营，新的公司需要注册资金200万，还得收购一批县城里已有的三轮车。曹锐得到消息后，凑够了钱，去申请成立出租车公司，但一直没有获得批准。
2013年1月，县里成立三家出租车公司，其中金龙和龙腾意达两家公司分得新增的600个出租车指标，另外一家华龙公司，按照县里的规划，把原来680辆个人营运的出租车挂靠过来。金龙出租车公司一位徐姓经理透露，当年他们都收购了三轮车，但曹锐没有。祝文龙表示，当时出租车公司成立由县里牵头，是经过正规手续的。
按照甘南县人民政府2013年3月8日一份会议纪要的决定，个体出租车需成立出租车公司时，需达到30台以上出租车。个人名下的出租车辆行驶证、营运证必须过户到公司名下，要具备合适的办公室，并要求统一车身、顶灯等。
为达到30台出租车的条件，曹锐当时还收购了32台带营运手续的出租车，但运管站没有批准。运管站对此的说法不同，祝文龙表示当时曹锐有七八台出租车，还差23台。
当时相关部门给曹锐的答复是，金龙和龙腾意达公司通过邀标的形式成立。曹锐认为县里成立出租车公司没有公开招标不合法。
曹锐更不能接受的是，三个公司中的“金龙”和“华龙”的注册资金只有10万元。他感到非常不满。
2013年初，丁凤到北京上访。曹锐则留在当地与甘南县交通局谈判。
甘南县检察院起诉书显示，当时丁凤向甘南县道路运输管理站提出的诉求是，要23辆出租车营运指标，要求成立出租车公司。
曹锐的目标很明确，只要不答应诉求，就不让丁凤回甘南。
运管站派了两名女职工到北京接访。最终，运管站答应两人要求，将23辆出租车营运指标给了曹锐、丁凤，并于2013年4月17日为其办理了甘南县锐达出租车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国家现在虽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但他们直接去非指定地点上访，万一造成不好的影响怎么办。上级层层批示下来要求涉及的部门处理，那肯定得去啊，这是我们工作内容的一部分。”祝文龙表示，“很无奈，但也没办法。”他透露，信访人数过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干部的升迁仕途。
“有一次丁凤在北京17天，给划了23道儿，你能想象这是什么概念吗，就是说她非正常上访了23次。”甘南县运管站一位接近站长的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据了解，访民到国家信访局登记一次上访事项，国家信访局就会有一次记录，俗称“划道儿”。
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厅级巡视专员李克军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划道”排名、督查通报等带有浓郁人治色彩的手段，用得越来越多，在推动信访工作落实的同时，催生了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
许可证交给曹锐后，丁凤从北京返回。2013年7月至2017年9月期间，两人将23辆出租车营运指标中的15个陆续出售，并将部分出租车向外出租。
运管站书记李英敏在一审证言中表示，当时是由他代表运管站到市里运管处为曹锐办了出租车手续和经营许可。但目前没有明文规定出租车允许自由买卖，这些年曹锐转卖出租车，运管部门找其谈过话，但是无果。
12月19日，曹锐的母亲在家中向记者展示曹锐、丁凤和两个儿子的照片。 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
“希望政府再给100个出租车指标”
公司成立3个月后，曹锐夫妇又跑到北京上访。他们觉得，其他两家公司各有300台出租车指标，他们公司只有33个，不公平，希望政府再给他们100个出租车指标，并把原来680台个体出租车挂靠到锐达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