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的奇迹

光山新闻网 admin 2019-02-02 22: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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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 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的奇迹
  将自己归为幸运的“第六代知识分子”,认为改革开放给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林毅夫 百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之一。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从林正义到林毅夫,从台湾到大陆,再到美国深造,后重返中国,北大、芝加哥、耶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北大,一步步,他踏准了时代的节奏。

  林毅夫,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从国企改革到“三农”问题,从金融体制到新农村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从思考通胀到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中国模式。

  “真心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奇迹,给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把自己划到第六代知识分子的林毅夫,将改革开放视为“天时”的奇迹。“民族复兴”也是他反复强调的字眼,“改革开放后,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真正看到民族复兴曙光的到来。”

  改革开放40年,林毅夫被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他直言“很荣幸,也是一种责任”,“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机会,作出一些原创性工作,获得表彰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生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1979年5月,隔着台湾海峡,林毅夫在金门岛上纵身一跃,从台湾游到了大陆。几经辗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

  在林毅夫眼中,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着代际更迭,自己是“1978年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进入大学读书,后来参加改革开放”的一代。

  “跟前面几代人比,第六代人是最幸运的。”林毅夫这样对记者说。这份幸运,来自于改革开放的“天时”。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林毅夫认为,最合适的词就是“奇迹”。他用了一串数字来作出说明。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56美元,当时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我们连它的三分之一都没达到。”林毅夫说,“1978年,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不到2%,现在是15.2%。”

  林毅夫表示,中国现象在国际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也越来越多,我们生在一个好时代。

  他表示,人类历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以这么快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之一变成中等偏上的国家。

  任何经济现象一定有道理,改革开放40年锻造的奇迹,在林毅夫看来,是理论研究的沃土。

  “北大环境宽松有利创造”

  谈到自己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林毅夫认为是1988年,那年是他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第二年。

  “我此前抱着新人取经的态度去美国学习,学习西方的理论,认为把这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指点江山。”林毅夫说。

  1988年,中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按西方理论,林毅夫认为应该提高银行利率,增加投资成本。

  然而,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是行政手段,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减少需求。

  这引发了林毅夫的深刻思考,经过仔细了解,林毅夫才知道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密集的行业里,如果把利率提高,大型国企就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只能给予财政补贴,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于是就要增发货币,结果还是通货膨胀。

  这也使得林毅夫认识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1979年,我在北大读社会主义经济学,学习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对我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林毅夫谈到,“我意识到,之前读的理论和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同,有很大差别。”

  能想通这点,林毅夫认为是北大宽松的工作学习环境给他创造的“地利”。

  而后,林毅夫不断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成为了一名“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

  “中国经验自成一体,总结中国经验,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比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更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他们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林毅夫说。

  ■ 对话

  表彰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新京报:这次被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有什么感受?

  林毅夫:感到特别荣幸,能够得到国家对我过去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还要继续努力。

  从我内心来讲的话,我真心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40年是人类经济史的奇迹,是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

  奇迹背后一定有它的道理,这给我们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生活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种现象,我们才有了理论创新的可能。

  第二特别感谢北大,给我提供良好的教育基础。在北大学习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且北大有理论创新的土壤,有宽松的学术探索环境,有独立思想的教师可以相互切磋,有优秀的学生在教学中可以相长。

  原来我到美国学习,觉得自己学了最先进的理论,回来可以指点江山,但回来以后发现照搬这些理论在国内不适用。

  因为我们发展的阶段、发展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虽然发达国家的理论也值得我们学习、参考,但是他们的理论以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等作为前提,我们不具备这个前提。

  新京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林毅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是最接近的时刻。中国人讲,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往前的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挑战需要我们去克服。作为理论工作者,未来要不断通过理论创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此外,还要有开放的心胸,该改的我们绝对坚决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保持定力,克服困难。

  新京报:那你对青年人有什么寄语呢?

  林毅夫:我认为鸦片战争后为了中国伟大复兴,有这么几代知识分子。

  第一代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一批人,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第二代是推动戊戌变法一批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第三批是推动五四运动的,比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第四代则是献身于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五代是1949年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第六代就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中,从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读书,后来参加改革开放的。新一代的年轻人算第七代。

  跟前面五代人比,第六代人是最幸运的人,前面五代尽管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不断下滑,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算站稳脚跟。

  而改革开放后,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真正看到民族复兴曙光到来。

  而年轻这代人更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在你们这代人中实现。

  新京报记者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