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的奇迹
林毅夫 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的奇迹
将自己归为幸运的“第六代知识分子”，认为改革开放给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林毅夫 百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之一。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从林正义到林毅夫，从台湾到大陆，再到美国深造，后重返中国，北大、芝加哥、耶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北大，一步步，他踏准了时代的节奏。
林毅夫，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位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从国企改革到“三农”问题，从金融体制到新农村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从思考通胀到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中国模式。
“真心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的奇迹，给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把自己划到第六代知识分子的林毅夫，将改革开放视为“天时”的奇迹。“民族复兴”也是他反复强调的字眼，“改革开放后，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真正看到民族复兴曙光的到来。”
改革开放40年，林毅夫被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他直言“很荣幸，也是一种责任”，“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机会，作出一些原创性工作，获得表彰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生在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1979年5月，隔着台湾海峡，林毅夫在金门岛上纵身一跃，从台湾游到了大陆。几经辗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
在林毅夫眼中，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着代际更迭，自己是“1978年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进入大学读书，后来参加改革开放”的一代。
“跟前面几代人比，第六代人是最幸运的。”林毅夫这样对记者说。这份幸运，来自于改革开放的“天时”。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林毅夫认为，最合适的词就是“奇迹”。他用了一串数字来作出说明。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56美元，当时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人均GDP平均数是490美元，我们连它的三分之一都没达到。”林毅夫说，“1978年，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不到2%，现在是15.2%。”
林毅夫表示，中国现象在国际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也越来越多，我们生在一个好时代。
他表示，人类历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以这么快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中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之一变成中等偏上的国家。
任何经济现象一定有道理，改革开放40年锻造的奇迹，在林毅夫看来，是理论研究的沃土。
“北大环境宽松有利创造”
谈到自己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林毅夫认为是1988年，那年是他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的第二年。
“我此前抱着新人取经的态度去美国学习，学习西方的理论，认为把这些道理学会了以后就可以指点江山。”林毅夫说。
1988年，中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按西方理论，林毅夫认为应该提高银行利率，增加投资成本。
然而，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是行政手段，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减少需求。
这引发了林毅夫的深刻思考，经过仔细了解，林毅夫才知道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都在资本密集的行业里，如果把利率提高，大型国企就会有严重的亏损，政府只能给予财政补贴，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于是就要增发货币，结果还是通货膨胀。
这也使得林毅夫认识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1979年，我在北大读社会主义经济学，学习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对我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林毅夫谈到，“我意识到，之前读的理论和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同，有很大差别。”
能想通这点，林毅夫认为是北大宽松的工作学习环境给他创造的“地利”。
而后，林毅夫不断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成为了一名“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索者”。
“中国经验自成一体，总结中国经验，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比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更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他们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林毅夫说。
■ 对话
表彰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新京报：这次被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有什么感受？
林毅夫：感到特别荣幸，能够得到国家对我过去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未来的期许，还要继续努力。
从我内心来讲的话，我真心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40年是人类经济史的奇迹，是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
奇迹背后一定有它的道理，这给我们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土壤。生活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种现象，我们才有了理论创新的可能。
第二特别感谢北大，给我提供良好的教育基础。在北大学习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且北大有理论创新的土壤，有宽松的学术探索环境，有独立思想的教师可以相互切磋，有优秀的学生在教学中可以相长。
原来我到美国学习，觉得自己学了最先进的理论，回来可以指点江山，但回来以后发现照搬这些理论在国内不适用。
因为我们发展的阶段、发展条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虽然发达国家的理论也值得我们学习、参考，但是他们的理论以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等作为前提，我们不具备这个前提。
新京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林毅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是最接近的时刻。中国人讲，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往前的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挑战需要我们去克服。作为理论工作者，未来要不断通过理论创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此外，还要有开放的心胸，该改的我们绝对坚决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我们必须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保持定力，克服困难。
新京报：那你对青年人有什么寄语呢？
林毅夫：我认为鸦片战争后为了中国伟大复兴，有这么几代知识分子。
第一代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一批人，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第二代是推动戊戌变法一批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第三批是推动五四运动的，比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第四代则是献身于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五代是1949年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第六代就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中，从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读书，后来参加改革开放的。新一代的年轻人算第七代。
跟前面五代人比，第六代人是最幸运的人，前面五代尽管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不断下滑，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算站稳脚跟。
而改革开放后，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真正看到民族复兴曙光到来。
而年轻这代人更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在你们这代人中实现。
新京报记者 王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