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对《礼记》四阶段成书说的印证与发展

原标题：出土文献对《礼记》四阶段成书说的印证与发展

历代学者对《礼记》成书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编者、编纂时代及各篇材料来源。实际上，从长时段考察其成书过程的阶段性特征，亦属《礼记》成书的题中之义。周何先生即提出《礼记》四阶段成书说：一是附经而作；二是单独成篇；三是汇编成书；四是郑注之后始有定本（《礼学概论》）。随着郭店简、上博简、海昏简牍等出土文献陆续面世，使我们能利用其中与《礼记》相关的早期文本，从“物质性”（文本的载体形制、古书体例、字迹与标识符号等）与“文本性”（文本的内容与体式）两个层面重审《礼记》的成书过程。《礼记》四阶段成书说在较大程度上可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但出土文献所呈现的诸多丰富细节，又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周氏之说，以下分而论之。

第一阶段，孔门弟子持牍记录孔子言传身教之礼所形成的“章”“节”。《礼记》最初形态并非儒者读经后书于余简的“附经之记”，今传《仪礼》十七篇中十一篇篇末就附有“经不备”的“记”，然这些“附经之记”可追溯至孔子之言。如《士冠礼》之“记”直引：“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冠而敝之可也。’”与此相关，收入《礼记》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六篇“释经之记”，亦是对孔子授礼言论的传承与发展，诚如孔颖达《礼记正义》所云“孔子没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孔子对礼的传习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史记·孔子世家》所云“习礼大树下”可窥一斑，这种随时随地且言传身教的传礼方式，使得弟子们记载夫子言行时常“执简而书”而非“伏案书写”。海昏侯墓“孔子衣镜”镜框背板中子赣侧身而立且右手胸前执笔的图像，即其明证。古人记录师说的原初载体应为便于手执的“牍”，受“牍”的物质性制约又使得所录文字往往呈现为短章的形态（徐建委《牍与章：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质背景》）。弟子们用“牍”记录的孔子授礼笔记，或为“节”，或为“章”，成为后世《礼记》诸篇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前者如郭店简《六德》“门内之治恩弇义，门外之治义斩恩”一“节”，同时见于郭店简《性自命出》与《礼记·丧服四制》《大戴礼记·本命》等文本而略有异文。后者如上博简《民之父母》记述子夏孔子逐层问对“民之父母”“五至”“三无”“五起”一“章”，《礼记·孔子闲居》在此“章”基础上又增益了子夏孔子问对三王之德“三无私”一“章”。所以弟子们针对孔子礼学言行，持牍记录而成的大量“章”“节”，实为《礼记》的材料渊薮。

第二阶段，七十子后学将礼学原始笔记书于竹帛后通过“单篇别行”与“异篇同卷”的形态传习。源于授礼现场的原始笔记经七十子后学书于竹帛，这一过程是物质载体的转换，也是文本体式的改造，即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谓“后人通儒各有损益”。如上博简《从政》14个“闻之曰”及其所引言论，是对原始笔记若干问对“章”“节”的删选，标志词“闻之曰”又是对“丘闻之某人（或某文本）有言曰”的缩略改写（拙作《孔子“闻之曰”言论承传模式的生成及演化——以上博简〈从政〉为中心》），此篇通过省略现实语境中的言论接受者与发出者，使得原本的“问对体”转换为“语录体”。待完成“物质性”与“文本性”的双重转变后，原始笔记的“章”“节”就形成以“篇”为流传单位的文本。如与《礼记》中《奔丧》《投壶》同属“逸礼”的上博简《天子建州》，具有甲、乙两种抄本，二者形制的差异，说明除不同文献外，同一篇文献的不同抄本，也会在传习中单独成卷。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数礼学文献“单篇别行”的情况下，也存在一些“异篇同卷”的形态，即自成起讫的数篇合抄于一卷。如在汉代分属大小戴《记》的上博简《武王践阼》《民之父母》，基于竹简形制、字迹、保存状态的高度一致性而与《颜渊问于孔子》《子路》等礼学佚篇合抄一卷。此外，郭店简《缁衣》《五行》两篇、郭店简《尊德义》《成之闻之》《六德》三篇亦有很大可能“异篇同卷”。由此，原始笔记的“章”“节”书于竹帛而成“篇”的过程，会伴随文本形态的变化。战国时代的礼学文献不仅大量“单篇别行”，还开始出现“异篇同卷”的传习形态，其中对数“篇”礼学文献的合抄，成为后世编纂《礼记》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