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考古 揭开历史经纬

原标题：纺织考古 揭开历史经纬

【读书者说】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其中，“衣”作为民生之首，其生产主要依赖纺织技术的出现与进步。中国有着悠久的纺织历史，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考古学家就曾发现了纺轮、腰机等纺织工具。养蚕缫丝技术的掌握，让我们的祖先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织造出了丝绸。伴随着张骞的凿空之旅，丝绸开启了世界历史上东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商贸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的纺织文化历经数千年的积累沉淀，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服饰文化，更是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着中国古人对生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理解。传世文献中虽然多有与古代舆服制度相关的内容，但这些记载多集中于帝王、朝臣等社会上层，且“制式化”色彩明显，并不能反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复杂内容与整体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沈从文先生在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开创性研究中，克服资料不足等困难，运用实物、图像、文献三结合的研究方法，成功归纳整理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线索。在沈先生的引领下，王 、王亚蓉等学者借助纺织实物的不断出土，开辟了纺织考古的新领域。新近出版的《大国霓裳——沈从文和我们的纺织考古之路》一书，深情回顾了王 、王亚蓉两位先生协助沈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走过的艰辛之路，展现了中国纺织考古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与相关成就。

构建中国纺织实物的历史链条

搜集考古出土的纺织品文物，构建中国古代纺织实物的历史链条，是纺织考古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中国古代的纺织原料主要包括葛、麻、毛、丝、棉等，都是天然纤维，其有机质属性让纺织品极易受到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的侵蚀而难以保存，所以纺织考古界有“千年难遇一墓、千墓难得一衣”的说法。纺织实物的出土现世，实属可遇不可求。幸运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纺织考古工作者在全国各地发掘保护了多处考古遗址中的纺织品文物。王亚蓉先生在书中介绍了我国纺织考古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成果，带领我们走进那些带给世人惊喜的考古现场。

距今约2500年的江西靖安大墓中，出土了东周时期的300件纺织品，将我国纺织实物链的时间轴向前推进至春秋中晚期。这些纺织品的织造技艺精湛，其中几何纹织锦经线的密度竟然高达每厘米240根，令人叹为观止。距今约2300年的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大量战国中晚期的丝织品。这批丝织品不仅种类繁多、色彩斑斓，而且纹饰神诡、技艺高超。西方学者看后大为赞叹，称其设计者是中国2000多年前的“毕加索”。

秦汉时期，中国的纺织技术进一步发展，出土的纺织实物也逐渐丰富起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老山汉墓、大葆台汉墓中都出土了西汉时期的丝织精品。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高档丝织品，其中最著名者当属“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这块织锦的纹样繁复多变，上有云气、五星以及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奇禽瑞兽，间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五星”锦不仅代表了汉代织锦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且见证了精绝国与中原王朝的密切交流，一经发现便被认定为一级文物，并成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

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强盛，纺织业也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局面。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了大量来自唐代宫廷的纺织品，涵盖了锦、绫、罗、纱、绢、刺绣、绣加绘、印花和编织九大类。其中，织金锦与蹙金绣衣物代表了唐代丝绸织造的最高水平。江西赣州慈云寺塔暗龛内发现了北宋前期的纸绢书画。这些文物出土时，碎成残片，板结、粉化严重。在王亚蓉先生等人的努力下，从中成功拼出60多幅宋初画作。斗宿女仙像便是其中之一。该画绢本设色，所画女仙皆长披背发，着白色长袖交领袍、曳地长裙、红色笏头履，为研究北宋前期的服饰与画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