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坚持“两创” 铸就辉煌）(2)

　　铁器技术的改造创新和产量的大幅提升，使中国在汉代时期，普及了铁农具、铁工具和铁兵器。汉代，自西域传入的铁器技术经过中国古人的创新提升后，又传回西域。铁工具和铁兵器的普及，为汉代开荒耕地、开疆拓土、建立思想文化统一的王朝提供了生产力支撑。

　　高温控制技术也使中国在陶器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发明了烧制瓷器的技术。由此，源远流长、窑口丰富、多姿多彩的瓷器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也成为宋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性产品之一。

　　既有原创型创新，也善于结合自身情况，开展改造型的再创新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中国人对于玉器的喜爱延续至今。

　　8000多年前，中国古人发明了琢玉的工艺技术，制作出玉玦、玉坠等较为精致的玉器。此后，琢玉技术不断发展创新。在距今5500—5000年期间，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的玉龙、玉鸟、玉龟制作都较为精致。中国古人不但尽力检索自然界中能够达到美石标准的石头，而且在雕琢玉器方面发明了很多技术，较有代表性的是琮和璧。良渚文化以“琮璜璧钺”为代表的礼玉文化的传播，以及与大汶口文化的整合再传播，影响深远。而更深层次的创新，是将玉器升华到精神和思想的高度。比如，《周礼》记载的“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孔子认为君子的品性、节操、气度、风骨和思想可以同美玉的特质相类比，等等。

　　考古发现的蚕桑及其制造出的各类精美的丝绸，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出土的石雕蚕蛹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生活在晋南地区的远古先民便已经开始养蚕。2022年6月，离夏县不远的闻喜县上郭遗址，在一座半地穴式房屋中，出土了一枚距今至少5200年的石雕蚕蛹。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出土距今5500多年的织物残存，是迄今为止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良渚文化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距今4400年左右的绢片、丝带、丝线等丝织品实物。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丝绸之路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由此产生。

　　上世纪50年代，在湖南长沙发现一座西晋永宁二年的墓葬，出土了一组陶骑俑与陶鞍马俑。一些俑在马鞍左侧前缘系有三角形小镫，而马的右侧没有装镫，这应当是“上马脚扣”，这种辅助性的脚扣在中国、印度和欧亚草原都有发现。从考古发现看，目前有年代可考、最早最完整的马镫，是辽宁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8号墓出土的木芯包铜片马镫，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中叶至4世纪初。此后，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壁画、冯素弗墓的出土品等考古发现，大致显示出马镫由产生到初步成熟的发展过程。马镫的成熟使用，标志着马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骑兵和战马得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陈列训练变得容易了，为十六国时期到南北朝时期重甲骑兵——甲骑具装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基础。马镫引入欧洲以后，促成了重甲骑兵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小小的马镫也是中华文明突出创新性的典型考古发现之一。

　　除了“四大发明”，我们从考古发现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不少独创发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但有很多“从0到1”的创新，还特别善于结合自身情况，开展改造型的再创新，如青铜礼器、轮辐式马拉双轮战车、铜镜、玻璃、金银器等。中华民族将创新性与包容性相结合，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以自身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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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报 》（ 2023年09月0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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