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研究不能与“艺术”无关

原标题：艺术史研究不能与“艺术”无关

21世纪以来，随着新的研究理论与模式被不断引入，艺术史研究的视域也越来越开放，过去以视觉、审美、风格为学科基础的艺术史研究，走进了更为广阔的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虽然新模式、新技术极大拓展了艺术史研究的边界，艺术史逐渐进入“公共场域”，变得“大众化”，但这种深度融合与跨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艺术史研究面临新的问题——艺术史内核模糊、研究泛化，与同行兄弟学科趋同。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过多的跨界容易引发渐进式的走失，导致学科的平庸与隐退，艺术史越来越与“艺术”无关。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延续既有学术传统的同时，做好守正的工作。

艺术史是研究人类艺术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1844年柏林大学设立了第一个艺术（美术）史教席，19世纪中叶艺术史学科在德语国家的大学中先后建立。作为艺术史研究历史上的著名学者，美国德裔艺术史学者潘诺夫斯基著有《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阐明了现代艺术史的人文观念来源和基本工作方法，即以艺术家、艺术作品为本体，以审美判断和风格分析为学科特色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从而勾勒出美术历史、美术思潮与美术流派的面貌。这种研究方法历经百年，至今已蔚为大观，成为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艺术史的使命与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艺术本体。艺术史的一切研究指向与方法都必须围绕艺术本体来进行，不管是传统方法，还是借鉴或引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均需如此。而现在，一些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其实是以艺术来研究历史，艺术是研究的手段和桥梁，而并非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因此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这种艺术史研究与艺术本体相对疏离，同时也背离了艺术史研究的初衷，削弱了艺术史这门学科的立论基础。若没有了相对清晰的学科边界，还谈何跨学科？其次，这种新潮的艺术史研究忽略了艺术史本体论与认识论，反而过度热衷方法论，过分重视微观研究，缺乏艺术史学宏观研究。再次，这样的跨学科艺术研究，往往无法深刻理解艺术本身的技法、内涵与意蕴，因此多数在艺术本体外围打转，并非对艺术作品本体的实质研究。每一个学科各有其使命与目标，艺术史可以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有所交叉，但不应成为那些学科的附属工具。艺术史必须坚守自身学科特质的研究理路与目标——本体研究是主流、是主干、是主体、是正途。

在这里，我还特别想说说考古学对艺术史研究的启示。

现代艺术史是考古学的“伴生史”，同时考古材料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重要构成部分，因而艺术史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笔者曾从事考古学习与研究，从考古学的建立基础与学科特色方面得到了艺术史研究的启示。

考古学有其独立自主的学科特性。首先，考古学具有明确的概念。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存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其次，考古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具体来讲，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人类活动产生的文化遗物，也包括经过人类干预的自然遗物，以及人类活动形成的各类遗迹和它们在空间上集合而成的遗址和区域。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有明确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步，采用科学与系统的方法，获取和记录埋藏在地下和散布于地上的各类实物与遗迹资料，并使用不同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检测分析，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进而形成自成体系的野外调查、勘探、发掘和室内整理、分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科学的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基本标志。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研究理论与方法，如地层学、类型学等。其中一些考古学理论还具有中国特色，如“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文明判断的中国标准等。虽然考古学研究也愈加多元化，但有明确的本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考古学的根基就不会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