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艺互鉴融合与中国古代文艺高峰(2)

隋唐时，宫廷音乐先后有七、九、十部乐的说法，以唐初的十部乐为例，包括燕乐（杂用中外音乐）、清商（华夏正声）、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其中，冠以外国或外族之名的乐部，就有七八部之多，且基本来自丝绸之路的国家和民族。由此可见，隋唐本土文艺与外国、外族文艺的流动、碰撞、互鉴、交融，实为隋唐文艺发展的重要特征。当然，上述诸部丝路音乐的层次是不同的，与中原音乐的亲疏关系亦有别。概言之，大约分四个层次：

西凉——中国西北接近汉族的少数民族音乐；

高昌、龟兹、疏勒——比西凉更外围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

康国——在中国边境流动的游牧民族音乐；

安国、天竺、高丽——属外国音乐。

各种音乐、文艺在丝路上，乃至中原地区，长期相互影响、借鉴、充实、融通，酝酿着微妙的变局；等到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到来，音乐、文艺会找寻合适的时机，发生重大而美妙的“化学反应”，而文艺高峰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文艺高峰当然有标志，且应佳作迭出。在盛唐高峰中，大曲中之法曲精品——《霓裳羽衣曲》，集歌舞之大成，是标杆性杰作，显得格外耀眼。此曲的“著作权”通常归于唐玄宗名下。但据《唐会要》，西凉府都督杨敬述向玄宗进献了一个印度的《婆罗门曲》，而《霓裳羽衣曲》就据此改编而成。《霓裳羽衣曲》显然带有西域音乐的成分，据说还吸收了龟兹之声。总之，标杆性作品集众家之长，更离不开互鉴融合。

隋唐文艺兴盛的一大表征是燕乐勃兴，而燕乐是个复杂的概念，“燕”同“宴”，通俗地说就是宴会酒席上用的音乐。燕乐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凝聚性、整合性和集大成性。燕乐给中国文艺带来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助力形成了卓绝千古的文艺品种——词。学术界普遍认为，唐宋词的形成、发展，得益于燕乐，唐宋词的繁荣发达一定程度上亦是燕乐之音乐程式化的结果。

丝绸之路文艺助力中国文艺高峰的另一例证是戏曲。中原文化、音乐固然影响戏曲的发展繁荣，但亦不能忽视边塞草原文化和音乐的重要作用，元曲审美上“蒜酪味”的提法就耐人寻味，而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各种“蕃曲”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曲调来源。有清一代文艺的一大成就，是形成了集大成的京剧，而京剧与满族文艺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清代的戏曲，除昆曲外，多用各种“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在音乐史上，胡琴是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一般认为源自西北少数民族。后胡琴与中原音乐深度融合、创新，更分出许多种类。京剧的主奏乐器京胡，亦胡琴之一种。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的繁盛，形成了近世中国文艺的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