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和楚系青铜器（考古进行时）

　　目前所发现的楚国青铜器及其墓葬，可大体勾勒出楚国历史的发展。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已经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安徽淮南寿县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备受瞩目。在墓葬东一室堆满的青铜礼器中，有一件大鼎口径88.9厘米、通高111.5厘米，略大于此前李三孤堆大墓楚铸客大鼎87厘米的口径，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楚国大鼎。

　　楚铸客大鼎重达400千克，是此前已知的周代最重的大鼎。楚墓出土体量重大的青铜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左传》记载春秋中期楚庄王北进中原、向周使问鼎之大小轻重的故事。

　　武王墩一号墓和李三孤堆大墓的墓主据考为楚国的两位末代国君楚考烈王和楚幽王，约为公元前3世纪后期。武王墩大鼎与楚铸客大鼎巨大的体量，显示楚国在其末年仍然掌握大量青铜资源、能够生产大型青铜器。按照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前241年楚迁都于寿春，直至公元前223年楚灭国，楚国在寿春城定都不足20年。考古工作表明，在今寿县一带的寿春城遗址、武王墩墓地，属于战国晚期的楚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说明当年楚国社会经济活动相当繁盛。考古发现还表明，当时楚国大量使用爰金这样的黄金货币。在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节，器形模仿竹节，铭文错金，是战国晚期楚王发放的免税凭证，佐证了当时的贸易活动较为活跃。

　　青铜器是商周时期贵族身份等级的物化标识，高等级青铜器群的发现地反映了高级贵族的活动区域。目前所发现的楚国青铜器及其墓葬，可大体勾勒出楚国历史的发展。西周中晚期一些楚国国君的青铜器，以及在宜昌万福垴发现的鸟纹大鼎和楚季编钟，都具有长江流域青铜器特征，表明当时楚国的中心在江汉地区。大冶铜绿山矿区发现四方塘春秋早中期工匠墓地，其文化性质属于楚文化，说明当时楚国已开始控制青铜这一战略资源。河南淅川下寺和南阳市区两处楚国高级贵族墓地，分别出土大量春秋中晚期青铜器，应该是楚国北上争霸中原、政治中心北移的反映。荆州纪南城规模宏大，周边分布数以万计的楚墓，是战国早中期楚国都城的印证。这一时期的荆州天星观和望山、荆门包山、枣阳九连墩、信阳长台关等高等级贵族墓，墓穴规模宏大，其内随葬大批青铜器，不仅反映了铁器使用背景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展示了楚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当时的楚国完全控制了大冶到铜陵之间长达300余公里的铜矿带资源，掌握着青铜资源的生产和供应，拥有富甲诸侯的最大资本。战国中期楚国疆域范围西抵巴蜀、东掩吴越而至东海，成为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广大者。

　　楚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期开始形成自有的文化特征。楚国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青铜器文化特征比较明确，其中低层贵族先后使用过鼎、敦、壶或者鼎、盒、壶的礼器组合，其中鼎都带盖，是春秋中期新出现的器形。这些新的组合方式，也代表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楚国的高级贵族使用一套传统的列器组合，按等级使用九鼎八簋、七鼎六簋等，同时也使用多套的鼎、敦（盒）、壶组合。

　　武王墩一号墓青铜礼器使用的是高等级的器用制度，该墓出土多套以盖鼎为关键的组合，但九鼎八簋的组合则为一套。鼎簋组合中的升鼎，器形为平底束腰，簋则是方座带盖，是这类楚式礼器程式化的形制。相较于齐、晋等传统周文化国家，战国时期的楚国更为遵循传统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