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话长江流域青铜文明(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介绍了近年来安徽省围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海岱地区夏商西周考古研究”三大课题开展的夏商周考古工作及其重要发现。

　　其中，夏代考古工作包括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和大型礼仪性建筑及相关祭祀活动遗存的发现与早期夏文化的探索，斗鸡台文化特别是肥西三官庙遗址夏商之际青铜器群的新发现与新认识，淮河流域多处包含有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的发现，长江以南马鞍山等地点将台文化遗存的发现，铜陵师姑墩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综合研究。商代考古工作包括中商时期淮河中游青铜文明中心阜南台家寺遗址的重要发现，皖西南的怀宁琚新屋遗址发现殷墟时期文化遗存，安徽长江以南湖熟文化遗存的发现及其与吴文化源流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周代淮夷方国、吴、越、楚、蔡等文化遗存，沿江地区铜矿开采与冶铸遗存均有大量发现。

　　“相关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凸显了夏商周时期安徽江淮地区作为‘金道锡行’的重要资源、交通与文化走廊地位。”叶润清说。

　　交流新认识新思考

　　“邓家湾遗址出土了肖家屋脊文化时期的一件铜刀，经过检测，铜含量为83.5%，是铜砷合金，它是目前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人工冶炼铜器；郭元咀遗址发掘揭露的铸铜作坊遗存，保留了清晰、完整的青铜铸造的证据链，对长江中游地区商代青铜的铸造水平与工艺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其展现的丰富文化面貌对探讨长江中游地区商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发展演变、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是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的重要材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表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开展以来，九里岗、石家河、孙家岗、邓家湾、八里桥等考古项目取得的新收获拓展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田野考古研究所所长田伟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现的与铜矿冶生产有关的夏商时期遗存。他认为，大致在商代早、中期之际，受中条山地区矿冶活动逐渐停滞等因素的影响，以商文化为主体的矿冶遗址在多地出现，并在商代中期兴盛起来，成为商王朝重要的铜料来源地。

　　“商代晚期，商文化分布范围缩减，几个矿冶产地均成为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但商王朝对于金属矿料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说明王朝在晚期阶段获取矿料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田伟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高成林关注的是湖南商州青铜器，他认为，湖南商周青铜器并不是一个整体，至少由3部分组成，即殷墟二期前后的青铜器、殷墟二期以后的“商代南方青铜器”和商末周初的青铜器。

　　“根据遗址发掘梳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湘江地区考古学文化变迁，长江（包括湘江）流域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的更替可能与中原商周更替的大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炭河里文化的出现与兴起可能与商周更替和周初分封有关。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不仅确立了炭河里文化在湘江流域的统治地位，而且可能还赏赐了一批战利品和人员（包括一批铸铜的手工业工匠）。随着这批移民的到来，湖南早期越式青铜器兴起。”高成林说。

　　关注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