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放流能救中华鲟吗？(3)

　　“可能推进的效果在旁人看来没这么明显，后面也确实还有问题亟待解决。”姜伟坦率地说，“但我们要做下去，要行动。边做，边看还有什么要改善的。”并不怕有争议。科学问题，一边争论，一边验证，一边求索。中华鲟保护本身是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持续地形成研究保护的合力，一起为这件事努力。”

　　好在，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从2020年起，长江进入了十年禁渔期。“禁渔之后，我们对放流后中华鲟的存活比例还是很有信心的。”姜伟强调。

　　放流要更科学，保护进程要跟灭绝速度赛跑

　　过去的放流，不是没用，而是放得不够多、不够规范。应该制定完善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资源修复计划。

　　十年禁渔期，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危起伟深知，必须抓住这个机遇。

　　记者问他：“如今中华鲟面临重重困境，在那么多救鱼措施中，您最想讲的是什么？”

　　危起伟没怎么犹豫，直言：“还是放流。”在他看来，过去的放流，不是没用，而是放得不够多、不够规范。黄真理也指出，过去对放流效果的研究重视不够，对提高幼鱼放流的存活率研究不够，相关基础研究成果严重缺乏，放流具有盲目性。

　　危起伟对放流进行过详细分析。过去30多年，共放流了700余万尾中华鲟。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放流的是还没有开口摄食的小鱼。这些鱼太容易死亡，其实是不适宜人工放流的规格。30多年，真正“有效”的放流群体，其实是137.21万尾已经越过了死亡高峰期的稚鱼和幼鱼。

　　这样算下来，每年中华鲟放流量实际平均不到4万尾，较国外同类放流规格数量上差了十倍甚至百倍。

　　一个可以用来借鉴的例子是，从1961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在伏尔加河等河流放流人工繁殖的三大主要鲟鱼（俄罗斯鲟、闪光鲟和欧洲鳇子代），每年放流数量都在百万尾至千万尾数量级。后来，他们在恢复这些鱼类自然繁殖方面取得了成功。

　　危起伟计算道，根据现在中华鲟需要补充的数量倒推，一年要放流的中华鲟量应达到300万尾。“那就是千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入。”

　　资金怎么来，放流怎么更科学，都是棘手的问题。

　　危起伟认为，应该制定完善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资源修复计划，比如，针对现有保种资源的资源共享与繁育利用计划，基于保种群体的遗传管理和科学繁育搭配计划，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的野化训练计划，增殖放流规格、规模和地点的科学规划和放流效果监测评估计划……而且，还要建立增殖放流保障机制，解决中华鲟增殖放流中的经费需求和运行管理问题。

　　其实，原国家农业部已经出台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但危起伟表示，至今很多设想还无法真正实施。

　　“中华鲟已经处于困境，它需要人真正关心，真正投入。” 危起伟手指叩着桌子，近乎急切地说道，“白鱀豚灭绝了，白鲟也灭绝了。不能等啊，中华鲟会老、会死，再过十年，它们就被熬死了。”

　　如果真的丧失了野外种群，中华鲟的人工种群也会退化。

　　保护的进程，必须跟灭绝的速度赛跑，要行动。行动，才能给中华鲟的命运，拼出一个转机。

　　中华鲟不会说话，用下降的数量，做求救的信号。守护它的人，得为它发声。

　　“研究了一辈子鲟鱼，要是没有了，还能过得安生吗？这个鱼，要在我这里保下来；保下来，以后才有机会！”危起伟强调，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要落地，尤其要抢救性保护培育好已有的3000余尾中华鲟子一代，充分发挥其繁殖效能，实施规模化增殖放流。“唯有这样，中华鲟自然种群在10—15年后才可能恢复！”

　　此外，中华鲟综合保护措施的实施，还包括近海捕捞控制与生境修复，为长江及近海水生物保护和恢复创造条件。

　　救鱼，是沉甸甸的责任，也关乎沉甸甸的情感。

　　说到情感，这位一直神情凝重的专家，脸上终于有了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