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大军如何“扩群”(3)

　　与此同时，如果能够把2.91亿外出农民工和2.7亿60岁以上人口变成中等收入群体，不仅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进程，对于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意义巨大。

　　郑功成则认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篱，完善共享制度安排：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优化并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安排，全面加快各项福利事业的发展步伐，切实解除全民后顾之忧；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面向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的公共服务要统筹规划，以便让城乡居民真正实现全面普享。

　　3.缩小差距：让更多的人跻身中等收入群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提出了实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先行示范；在“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方面，明确要全面打造“善行浙江”，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参与公共事业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旗帜鲜明——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日前表示，实现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

　　提及共同富裕，不能不提浙江。在共同富裕领域作出示范探索的浙江，出台了诸多政策，《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把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为建设橄榄型社会的一大重点。

　　实际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发展的问题，也是分配的问题。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共同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需要设计三者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将经济增长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

　　蔡昉认为，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第三和第四发展阶段。他认为，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起来。“这个发展阶段，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人均GDP在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能够从26%提高到36%。这10个百分点的提高，就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完备。”蔡昉说。

　　专家指出，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继续实施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强化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政策支撑。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毛丰付把政策重点归为两点：做好兜底性工程和加强低收入群体的技能培训。要提供更多保障性的职业培训，做好低收入群体技能水平提升服务，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作匹配能力。

　　莫荣认为，稳定中等收入群体，要创造更多中高收入的工作岗位。一方面，要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和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放开市场，落实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另一方面，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农业，开发与农业现代化相关的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岗位，使部分有头脑的新型农民通过从事这些职业提高收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

(责编：孙红丽、杨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