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研究数字化：一场方兴未艾的变革

原标题：人文研究数字化：一场方兴未艾的变革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30多年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问过北大历史系教授田余庆一个问题：“田先生，‘二十四史’您看了几遍？”

　　“傻小子，没有一个史学家能够读完‘二十四史’的。”田余庆的回答，给万俊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今，有了古籍数据库，输入关键词，瞬间，“二十四史”中的相关内容就涌现在眼前了，检索和阅读的便捷性有了极大提升。读完“二十四史”虽然仍然需要下苦功夫，但利用“二十四史”已经越来越方便。

　　从纸本阅读到检索系统，从检索系统到分析系统，人文学术的研究工具正在向“数字化”的方向转变，和万俊人一样，很多人文学者的研究中越来越离不开“数字”了。

　　“不数字无人文的时代”到来

　　在信息的汪洋里，既要放宽眼界，又要盯准目标，不被淹没，是学者们共同的需求和愿望。

　　“现在我们处在海量的信息中，这信息量不是宏观，而是巨观的。”台湾大学资讯工程系教授、数位人文中心主任项洁如是说。

　　从微观到中观，从中观到宏观，再到巨观，信息视域越来越广阔无边。人文学者如何驾驭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数字技术能帮他们做什么？

　　“对于人文学者来讲，从来不是看几篇文章就可以开始写作，而是要看大量的文献才敢下笔。”项洁分析道，“因为作者检索到的文献是一个系统，要找出这些文献之间的脉络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如果一位学者仅仅具备本学科的学术训练，而不具备数字思维，欠缺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研究的能力，即使他的学术功底再扎实，今后也寸步难行。”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说，“目前，我们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人文学术研究的人群还不够多。我坚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不必再用‘数字人文’这样的名号来宣示我们区别于传统研究的立场。因为，‘不数字无人文的时代’已经到来，数字人文将深刻地改变学者，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们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路径。”

　　事实上，在一些学者看来，人文与数字，从来就没有分过家。

　　万俊人从古埃及、古希腊的建筑和哲学中，指出数字人文的神妙：“埃及金字塔，至今还是一个谜。它之所以能够历经4700多年的风雨，不只有古埃及人的信仰、图腾和崇拜因素，还有数字的因素。在一片茫茫大漠的顶端，铸造了繁多规整和雄伟的建筑，而且是用巨大的石头垒起来，没有精确的数字计算，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万俊人认为，人文学术的源头就与数字有关。他说：“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的哲学源自数字。从他开始，希腊哲学开始产生了数学的传统。中国古代哲学也是如此，例如《易经》。所以，人文和数字从一开始就是孪生兄妹，只不过在后来的岁月里，两者走得比较远了些，看似它们已经告别了，其实它们一直在同一条路上，与人类文明和文化同行。”

　　用数字方法，解决人文研究难题

　　数字人文的发展动力，在于采用新的方法，解决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项洁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满足人文学者对内容数字化的需求，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料库，来处理、标注和分析资料，使内容和工具能够互动起来。

　　顾青回忆起30多年前，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上过一门“工具书使用”的课程，讲的都是怎么使用纸质工具书。今天，这门课程涉及的很多工具书已经可以被数字化工具所取代，其中的一些工具书已进入古籍收藏家的视野，实用价值远不如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