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增殖放流，关键要“精准放流”(2)

长江鱼类研究专家和基层干部表示，当前长江增殖放流中的各种乱象，暴露出当前对长江鱼类基础研究的缺失，以及增殖放流操作规范、过程监管等方面存在“盲区”。

“当前尽管国家对长江鱼类资源保护十分重视，增殖放流的投入也较大，但财政资金多用在了购买鱼苗上，相关基础研究较为缺失。”姚维志说，一是对长江的鱼类资源状况缺乏调查，鱼类资源分布如何，哪些鱼多哪些鱼少，能够承纳多少鱼类等底数不清；二是对部分珍稀特有鱼苗的人工繁育研究不够，当前的研究基本靠市场驱动，哪些能赚钱就研究哪些，缺乏统筹。

其次，操作规范存漏洞。部分受访渔业管理部门干部表示，当前增殖放流操作依据主要是《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但这些文件对增殖放流的区域统筹、操作规范、地点选择等方面缺乏明确要求和标准，导致相关部门在增殖放流时无据可依，从而造成鱼种品类单一、品质不佳、存活率不高等问题。

过程监管形同虚设。基层渔业管理部门干部和专家表示，当前的增殖放流监管，主要监管的是数量，而对于鱼苗是否亲本、鱼苗品质状况等，则缺乏有效监管；同时，增殖放流后的监管评估也缺乏有效性，当前部分部门评估增殖放流成效，普遍采取在鱼苗身上涂荧光粉的方式，该方式难以实现2-3年时间段的监测，导致增殖放流的成效掌握困难。

此外，对鱼类生境的重视、研究、投入不充分。农业农村部长江办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尽管当前中华鲟的增殖放流的效果不明显，比如到目前为止，已放流了700多万尾，2017年以后就没有发现产卵的痕迹，但部分地区依然在增殖放流，而当前最需要做的反倒是放流之后如何让中华鲟生存、繁殖，这一方面还有很多不足。

增殖放流如何才能“提质增效”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继龙等专家认为，从国外资源增殖实践来看，孤立地进行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是不科学的，应建立完善的管理、研究、监测评估和具体实施的增殖放流体系，以及人工保育体系，确保增殖放流顺利开展。

完善制度规范，让增殖放流有据可依。首先是完善增殖放流技术操作规范，加强区域、部门统筹，避免盲目放流；对增殖放流的操作技术、地点选择等做出标准要求，为各地增殖放流提供指导；改当前鱼苗低价中标为合理价中标，并对部分珍稀特有鱼类种苗供应补贴等方式，重点扶持一批有实力的鱼种场，在增殖放流中将种源监测落到实处，防止外地物种入侵。

加强科研投入和统筹力度，为长江鱼类资源建立清晰台账。加强对长江现有鱼类资源的监测科研力度，根据相关台账尽快制定物种保护规划，依据长江里鱼类的特点以及相关物种保护的轻重缓急，确定物种保护先后次序；对部分珍稀特有鱼类的人工保育加大科研支持和系统统筹，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让国家、地方以及市场主体各司其职，避免重复投入和研究盲区；加强对鱼类生境的重视、研究及投入，为中华鲟等珍稀特有鱼类更好生存、繁殖提供条件。

实施亲本换代工程，确保长江鱼苗性征不衰退。姚维志等专家表示，随着全面禁渔启动，沿江各鱼种场难以获取亲本种源，导致不少鱼种场的亲本种源都在超期服役，影响了鱼苗形状，建议实施“亲本换代”工程，由国家相关部门为鱼种场提供亲本种源，确保长江鱼苗性征不衰退。

（参与采写：张博令、王辰阳）

(责编：赵超、陈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