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阶段就造假，学术如何“正衣冠”(2)

　　首先，它警示学术不端已蔓延到科研申报阶段，更多管理部门该警惕潜伏的风险，监督监管不可忽视。“应该将对科研诚信的监督，对伦理的审查等制度贯穿科研活动的全过程，让规则发挥强有力的约束作用。”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潘建红教授对此建议说。

　　其次，让利益“脱钩”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在李伦看来，关键在于实施行之有效的措施，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坚持利益中立原则，保证不被其他利益左右。

　　在这方面，国际科技界已经达成共识，并付诸实践，具体包括回避、披露、监管等制度的普遍采用。例如，涉及经济利益的，可以自行回避、申请回避，或者强制回避；实在无法回避，可以在论文发表时公开披露利益相关信息。而如果披露信息不真实，将可能被质疑成果的准确性。记者注意到，2020年国际期刊《欧洲呼吸杂志》就曾因研究者未如实披露与烟草业的关系，而撤回了其关于吸烟者不易感染新冠病毒的论文。

　　与此同时，不将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人员奖励奖金、工作考核挂钩，也是“脱钩”的重要举措。2021年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修订版《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就有相关规定。

　　然而，对这些政策举措的执行和落实，仍有薄弱环节。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调查显示，有超三成(33.6%)科技工作者认为所在单位没有落实科研诚信与伦理建设相关制度。对此，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延东表示，应着重建设完备的制度体系，特别是承担科研诚信和伦理管理主体责任的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和企业等，要建设健全的审查机制。

　　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的系统教育也存在“漏洞”。该调查显示，仅有不到五成(45.9%)科技工作者表示自己了解科研伦理、学术诚信等学术规范知识，超五成(55.1%)认为当前在高等教育中针对科研诚信和伦理的教育不充足。

　　“目前，通过系统课程学习科研诚信与伦理知识的科技工作者还是少数，大多数是借助媒体和自学了解这些内容。”赵延东说，“还应该健全科技诚信与伦理教育的课程与教材，提升大家的意识，让大家更有能力和动机遵守科研诚信伦理规范。”(本报记者 詹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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