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未来该怎么走

原标题：减税降费未来该怎么走

　　降成本要从防风险出发。政策措施不能仅针对实体要素成本，而要聚焦于降低整体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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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2016年是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彼时，舆论场上正围绕着“死亡税率”展开激辩，玻璃大王曹德旺“中国制造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言论更是将讨论的热度推向高峰。到了年末，民间减税的呼声已至顶点。

　　后来的事情，人尽皆知：中国在2016年正式拉开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大幕，这成了本届政府的“头等大事”。6年时间，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8.6万亿元，我国的宏观税负由2012年的18.7%降至2021年的15.2%左右。

　　更详细的变化体现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自2016年起财科院每年都会开展一次企业成本调研，今年发布的《2021年企业成本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近年来企业税费负担整体呈下降态势，2018年至2020年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年均下降0.87个百分点，超过66%的样本企业的平均税负已低于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近年来的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成本负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疫情期间的政策有效地对冲了疫情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但是在调研中，他也发现不少问题，比如，“减税的乘数效应为什么会下降？减税降费的力度越来越大，为什么有的企业感觉到的成本压力依然很大？”刘尚希认为，弄清楚这些问题，谨防其他因素对冲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才能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企业的成本压力来自不确定性

　　自2015年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作为“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内容，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降成本政策措施。通过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目前，税费负担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已不高。在2021年财科院的调研中，56.5%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合理”，7.9%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较轻。

　　刘尚希认为，目前，企业真正的成本压力来自不确定性。《报告》称，这源自新发展阶段的高风险特点，各种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都会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导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例子。“企业成本不只是决定于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未来可能的损失即风险，一些企业成本越来越不可预期。”

　　在调研中，财科院的学者们发现，在风险社会，不仅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不确定性及公共风险会内部化为企业的成本，企业层面的个体风险同样也会外部化，通过各种传导、转化，导致公共风险扩大，带来全方位的成本上涨，从而造成所有企业承压。

　　以房地产业为例，头部企业所引发的债务风险，会产生链条式传导，不仅使得关联的地产商受损，也会带来房地产业投资预期的改变。这种变化还会加大金融机构风险，牵连地方财政，减少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收。

　　当前学界和政府部门研究降成本的思路和措施，大多是从实体要素成本出发，按照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成本、人工成本、用地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分类研究。《报告》认为，对企业来说，分类管控或许短期有效，但从整个供应链观察，上中下游的企业成本与利润是息息相关的，对一个经济主体是成本，对另一个经济主体来说可能就是收益。

　　2021年就出现上中下游成本分担不均的复杂局面。比如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升企业原材料成本；中游高耗能企业成本高企，但成本传导至下游企业有时滞，也会和预期有一定差距；下游企业不仅面临原材料涨价增加的采购成本，还面临中上游企业成本提高的产品价格传导部分，盈利空间被明显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