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纪录片，如何走向未来(3)

　　《我的牛顿教练》《门捷列夫很忙》《被数学选中的人》三部现象级科学纪录片的总导演李金炜分析，科学纪录片的创作门槛比较高，没有足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能力，没有足够的、想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把科学知识传达和分享给观众的热情，很难做好这种类型的片子。

　　“影视人员科学素养偏低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李成才说，“改变需要时间，目前我们只能靠积累。”

　　此外，科学家的参与至关重要。

　　据周叶介绍，在《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中，共有100多位专家顾问。从植物的选定到自然属性的讲解，从共同前往拍摄地调研到脚本的细节把关，他们的参与广泛而深入。

　　该纪录片的科学总顾问、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主任黄宏文认为，《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第一集是一个“大篮子”，装着后面几集的内容，十分关键，为此，黄宏文与周叶对脚本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了几次。

　　黄宏文还与摄影团队前往长江流域的丛林深处。这位当时62岁，研究了一辈子猕猴桃的学者，沿着英国“植物猎人”E.H.威尔逊的脚步，出镜讲述了100多年前猕猴桃辗转走出宜昌大老岭的奇遇。

　　塔黄专家宋波也深度参与了拍摄工作，是向导也是老师。

　　哪株塔黄今年可能会开花，哪一时刻迟眼蕈蚊开始传粉，迟眼蕈蚊与塔黄是怎样合作的……宋波乐于回答这些问题，他也更愿意将自己的“讲授”称为“讲故事”。

　　在宋波看来，科研工作者需要用讲故事的方式让纪录片创作团队理解植物知识背后的逻辑。

　　在拍摄塔黄期间，宋波在昆明还有其他实验工作。为了拍摄，他需要在昆明与香格里拉之间往返奔波。“这部纪录片能够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工作内容，也能起到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虽然我付出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我还是非常乐意参与其中的。”宋波说。

　　李成才说，《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邀请到的科学顾问有很高的科普热情，双方的合作愉快、顺利。然而，总体而言，国内参与科普影视创作的科学家数量仍十分有限。

　　“部分科学家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愿关注纪录片的制作，我可以理解，但是科学影像的生态建设需要科学家的参与。”李成才说。

　　投资回报的尴尬

　　拍摄成本高、周期长让制作团队望而生畏

　　除了要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科学纪录片拍摄成本高、周期长的特点也让不少制作团队望而生畏。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说，英国的科学纪录片《星球》系列，50分钟的视频基本成本约为1000万人民币。国内的投资金额虽然不及国外，但完整制作一部科学纪录片的投资也动辄千万起步。千万量级的投资金额与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时间投入，在国内还难以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关注度与市场回报。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的投资来自北京世园会，总投资约3000万元，主要营收来自播出平台的分成与素材使用权的售卖。

　　“这些营收对于纪录片制作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周叶说，“目前纪录片很难实现成本回收，除非在纪录片中植入软广，但这不符合我们对纪录片的想象。”

　　据张同道介绍，和《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一样，国内各种类型的纪录片，投资方超过半数来自各级电视台与政府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