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理念与策略

原标题：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理念与策略

　　 我国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历朝历代都对灾害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理理念和应对策略。

　　理念：敬天与爱民

　　 灾害在古代是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政者十分重视灾害的防治，提出了许多主张方略，其大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核心理念可以归纳为敬天与爱民。

　　 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古人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远古时期，以神怪之力来解析自然灾害是通行的方法。《左传·宣公十五年》言“天反时为灾”，《诗经·大雅·云汉》也有诗句“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都将灾害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上天。在“灾由天降”的观念警示下，重新建立和谐的“天——人”关系至关重要。殷商时期的卜辞“帝令雨足年”表达的便是这种尊天敬神的思想。故《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王盘庚也曾反复强调“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汉代董仲舒将这种“天——人”关系理论化，进一步提出“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自此，“天人合一”成为一种重要的灾害防治理念，为后世朝代所承袭。古人认为，道德与自然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于是形成了“逆时生灾”“顺时立政”的观念。“逆”与“顺”均以“天”为中心，不论是修德弥灾、祈福禳灾，还是薄赋省刑，皆为协调天与人的矛盾，客观上促使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古人坚持民本思想。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奉行“敬德保民”的施政理念，本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原则，救灾防灾制度举措相当成熟完善。《周礼》载有“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即：灾害发生后，通过实行发放物资、减轻赋税、减缓刑罚等十二条举措，达到减灾安民的效果。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倡“养民”之道。孔子提出“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家家有田地产业，能够丰衣足食，达到养民富国效果，进而防灾备灾；荒年则要主动赈灾救灾，安抚平民。齐国发生饥荒时，孟子就曾劝告齐宣王“发棠邑之仓，以振贫穷。”唐朝时期，统治者“爱民亲民”，通过实行仁政使民众免受痛苦和侵害。据史料记载，贞观二年，京师地区大旱，发生蝗灾。唐太宗有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故食蝗虫以救百姓。宋朝时期，灾害频发，百姓被迫沦为饥民、流民，甚至盗贼，故而“治民”成为赈灾的核心问题。《宋史·富弼传》载：“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宋朝将“招募饥民为兵”作为一项国策，救灾手段由单向的抚恤救助，转变为集赈济、徭役、募兵为一体的综合举措，实现了赈灾理念的重要转型，体现了治理水平的进步。从保民到养民，再到爱民、治民，民本思想贯穿于古代灾害治理史，内涵不断衍变丰富，呈现出科学化、系统化的趋势。

　　制度：灾前预防与灾后应对

　　 治国无其法则乱，防灾救灾理念的推行需要制度的保障。古代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摸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包括灾前预防机制和灾后应对机制。

　　 灾前预防机制大致有改良自然条件和改良社会条件两种。改良自然条件主要包括水利和林垦。所谓水利，即国家通过设立“都水监”“河渠司”等机构来兴修水利，应对水旱灾害。所谓林垦，即造林和垦荒。造林是为了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进而避免灾害的发生。垦荒是为拓展农田面积，提高农业产量，以备荒年救济。改良社会条件主要包括重农和仓储。所谓重农，即国家通过实施“重农抑商”政策来鼓励农业发展。所谓仓储，又分为平仓、义仓、社仓等类型。平仓的作用在于平定谷价，国家在丰年谷贱时以较高的价格收贮，在饥荒谷贵时以较低的价格卖出。义仓是指把所得捐之谷物贮于仓中，在饥荒发生年将仓中谷物发放给百姓。社仓是指每二十五户置一仓，每户根据自身情况将谷物贮藏于社仓，由民间自营输纳赈济。综上，改良自然条件和改良社会条件，一方面可以有效预防灾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