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理念与策略(2)

　　 灾后应对机制大概由四个步骤构成。首先是勘灾，指地方官员查勘灾情，并确定受灾分数的过程。比如，明洪武二十六年所规定的：“将被灾人户姓名、田地顷亩、该征税粮数目，造册缴报本部立案，开写灾伤缘由具奏。”勘灾力求真实，对于瞒报、漏报、虚报等行为，朝廷会给予严厉惩罚。其次是报灾，指地方官员将勘灾结果通过邮驿系统送达朝廷的过程。报灾力求及时，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朝廷。为此，古代专门制定了法律法规。秦朝《行书律》规定：“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元典章》甚至对报灾时间作出要求：“夏田四月，秋田八月，非时灾伤，一月为限，限外申告，并不准理。”由此可见，古代的灾异信息勘报制度十分严格高效。再次是审户，即根据百姓的受灾情况划分极贫、次贫等级，用作赈济的依据。最后是赈济，即政府向灾民提供救灾物资。有研究表明，仅在顺治元年（1644）至道光十九年（1839）近二百年间，政府用于购买救灾物资的经费就达到4.5亿两白银。

　　模式：国家救助与民间自救

　　 我国自古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故而救灾重建涉及面广、任务繁重，中央政权难以对广大的地域实行全面有效的救助。基于此，形成了国家救助与民间自救相辅相成的灾害治理模式。

　　 国家救助即官方在灾后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来减少损失、安抚灾民，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赈济，具体表现为赈银、赈粮、赈物等。这一方式自周以来已有定型。《国语·周语》记载：“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之后为历代所沿用，成为历史上最常见的救灾方式。其二，蠲免，即减免赋税。蠲免是一项利于灾后恢复生产的宽松政策。古代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和租赋，但当灾害发生时，实施减免赋税举措，既可以使民众休养生息，又能达到稳定治安和赢得民心的效果。其三，借贷，指给灾民提供农业生产本金的做法，《宋史·王岩叟传》有言：“不限灾伤之分数，并容借贷；不拘民户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几圣泽无间，感人心于至和。”具体借贷形式除了货币，还有种子、耕牛、农具等。除上述三种方式之外，国家救助还有以工代赈、移粟就民、劝奖社会助赈等形式。古代官方作为救灾职责的主体，发挥了统筹调配资源的作用，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救助制度。

　　 民间自救主要分为家族自救和社会团体救助。家族自救即家族内部富有者对贫弱者提供帮助。如《后汉书·朱晖传》记载：“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社会团体救助即农民互助组织主动赈济灾民、恢复生产。这一救助形式起源较早，《周礼·大司徒》中已有以“里社”为单位的救助方式。元代的“锄社”、明代的“义社”、清代的“普济堂”等，均可视为“里社”的变异形式。民众守望相助、相互扶持，不仅能够共渡难关，而且可以增强乡邻宗族的凝聚力，迅速稳定灾后秩序。综上可见，民间自救有效调动了基层救灾力量，成为国家救助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