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不配合、劳动关系确认难 职业病认定困局待破解(3)

　　但北京市某社区医院负责职业病防治的方医生告诉记者，近年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总体有进步，特别是职业卫生管理规范的大中型企业。相比之下，小微企业问题突出。此外，对于一些流动性强的群体，特别是建筑、装修行业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工作不稳定，在职业病诊断鉴定中认定责任单位时相对困难。

　　记者查阅相关案例发现，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维权意识不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他们往往拿不出职业病诊断需要的资料，而企业又不愿提供相关证明，导致职业病诊断率较低。

　　相关法规正在修订

　　不断优化诊断程序

　　针对诊断机构和医疗人员偏少的问题，范围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优化行政许可程序，增加职业病诊断机构，统一医疗卫生机构和诊断机构的审批流程，如对二级甲等以上的医疗机构，通过相应的指导、培训，可获得诊断资质；二是强化相关医疗人员的职业病诊断培训；三是用专门经费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从事职业病诊断工作。

　　不过，黄乐平则认为，职业病诊断难与职业病诊断机构数量无直接联系。“关键在于职业病诊断所需要的材料，以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权利纠纷。从某种程度上说，职业病患者面临的维权障碍，很大一部分是用人单位设置的，也可能与相关行政部门不作为有关。”黄乐平说。

　　值得庆幸的是，5月1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称，将加强职业病诊断机构建设，实现地、市级职业病诊断机构和县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全覆盖。李斌同时提出，加强修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职业病诊断程序。

　　针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范围认为可从3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职业病诊断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前提，与目前多元化用工的实践及其发展趋势不符合，且使得职业病诊断程序复杂，应该弱化劳动关系在职业病诊断中的影响，强化实际的工作与职业危害之间的关联性；

　　第二，职业病诊断举证应予以完善，强化用人单位预防责任、卫生行政部门的监察责任，让相关证据材料不再仅由利益冲突的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搜集、保管和提供，而是可以通过监察机构提供；

　　第三，简化诊断流程，提高诊断效率。目前，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对职业病诊断的期限未作规定，导致实践中很多恶性职业病，诊断程序没有启动或者结论未出，罹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就已经死亡。

　　但在黄乐平看来，修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是否可解决劳动者职业病诊断难的问题仍然需要观察，因为《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只是一个部门规章，法律层级太低，除对卫生行政系统内部有约束力以外，对其他部门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目前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