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从殷墟走来，向世界走去(2)

　　在成果方面，学者集中力量对各单位所藏甲骨陆续进行精细化再整理，出版了一批照片、拓本、摹本“三位一体”、更臻完善的甲骨著录。将各单位所藏甲骨向学术界和盘托出，并全方位地提供甲骨上的信息，是这一时期的一大亮点，主要著录有科学发掘所得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2003年)、《殷墟小屯村中南甲骨》(2012年)等。各单位所藏甲骨著录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2007年)、《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2008年)、《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2009年)、《史语所购藏甲骨集》(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2011年)、《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2014年)、《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研究》(2015年)、《重庆三峡博物馆藏甲骨集》(2016年)、《笏之甲骨拓本集》(2016年)等。一些私家所藏著录有《洹宝斋所藏甲骨》(2006年)、《殷墟甲骨辑佚》(2008年)、《云间朱孔阳藏戬寿堂殷虚文字旧拓》(2009年)等。以上十余部著录共公布甲骨19000版左右，为新百年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新字、新资料。

　　11卷本《商代史》(2011年)的推出，既是对前辈学者探索开拓的全面继承，也是当代学者对大量甲骨文和考古新材料的创造性研究和前瞻性回答。史学大师王国维于1917年把甲骨缀合的成果用于商史研究，从而把“草创时期”的研究推向高峰。而郭沫若于1928年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商史研究新天地。1978年以后，学者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学习和理解经典著作，也能够更为恰当地解读使用史料，从而把商史研究扩大到商代社会生活纷纭复杂的诸多方面。因而《商代史》是一部填补空白的著作，堪为打造甲骨文研究新世纪再辉煌的奠基之作。

　　1934年出版、1965年修订的甲骨文字典《甲骨文编》，收字仅限于40多种著录。新世纪初推出的几部字典，收字据《甲骨文合集》等100多部著录，因而集字较多，且一些文字为新见。近十年来，《新甲骨文编》(2009年)、《甲骨文字编》(2012年)、《殷墟甲骨文编》(2017年)、《甲骨文字新编》(2017年)等字典陆续推出，是甲骨著录公布新材料的总结，也是甲骨文字释读研究取得新进展的体现。甲骨学奠基人董作宾曾经担心，甲骨学的发展前途“至为暗淡”，而《新中国甲骨60年》(2013年)，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总结出各研究领域规律性的认识，以事实证明了董作宾的担心并无必要。

　　近十多年来出版的一批著作，为新百年的甲骨文研究开了个好局。但学者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愈益发现与顺利前行不和谐的短板。诸如学者利用甲骨卜辞探索商史，特别是在《商代史》(11卷)的构建中，因为不认识一些卜辞中的字，制约了对卜辞文化讯息的充分发掘和阐释，使更深入、全方位、多层次的商代史研究受到了局限。

　　学者编纂的甲骨文字典，收字已达4300多个，其中2000多字有人进行过研究，但目前取得共识的破译字仅1300个左右，其大部分未识或未定字，只能放在字典的附录中存疑待考。学者们强烈地意识到，甲骨文释读成果，远不适应不断发现的新字增长。因此，加强甲骨文字释读研究，成了推动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发展的抓手。

　　甲骨文释读尚有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在甲骨文发展道路上遇到释读文字的障碍时，“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专项工作等一批研究项目及时开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坚持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多学科联合攻关，破解文字释读瓶颈，这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政府推动下的全面发展与弘扬新阶段。201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关于征集评选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的奖励公告》，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启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