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城强制垃圾分类 计划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4)

　　徐海云认为，厨余垃圾收集处理建设规模应该以需求决定能力。“根据有多少土地可以接纳有机堆肥，决定厨余垃圾收集处理规模，避免像韩国、日本厨余垃圾收集后没有利用途径，最后不得不再进入处理厂的教训。”

　　可以确认的是，与前端分类相匹配的处理设施建设正在加快。

　　今年7月，住建部明确，2019年，46个重点城市计划投入213亿元，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住建部也在今年下发通知明确提出，根据分类后的干垃圾产生量及其趋势，“宜烧则烧”“宜埋则埋”，加快以焚烧为主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针对湿垃圾，加快湿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统筹解决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等易腐垃圾处理问题，严禁餐厨垃圾直接饲喂生猪。同时，加快生活垃圾清运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鼓励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园区建设。

　　立法

　　处罚要对准扔垃圾的“痛点”

　　眼下，摆在城市管理者们面前的另一道难题，是立法。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行，无论是正在修法的城市，还是即将立法的城市，面临的焦点之一，是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

　　在46个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中，大部分已立法的城市都在相关条例中明确了对个人违规投放的处罚。上海、重庆、杭州等21个城市明确，未分类投放或随意倾倒堆放垃圾，最高可处200元罚款。

　　对此，徐海云认为，未分类投放和随意倾倒堆放应该区分开来。“垃圾分类是相对的，其他垃圾桶中什么都可以有，什么都可能有，以分类准确与否进行处罚，难以执法。”

　　在他看来，处罚应聚焦偷倒垃圾、乱扔垃圾上。“在一些发达国家，因为对其他垃圾进行计量收费，为了减少支出，偷倒垃圾难以避免，特别在收入不是很高的时期，问题尤为突出。”

　　“在中国，垃圾分类的一大拦路虎，就是扔垃圾没有痛点。”对于是否应该将未分类投放纳入处罚，罗建明的意见是肯定的，“不分类不会受到处罚，分类反而增加麻烦，谁愿意去做呢？”

　　“在一些垃圾分类水平高的国家，比如在日本，生活垃圾不分类处理，会面临不接收清理；在韩国，垃圾投放点设有摄像头，监控居民是否分类投放。”罗建明说，针对违规投放垃圾的处罚难度大，这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但无论是靠基层监督还是执法抽查，必须把处罚看作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执行下去。

　　垃圾分类要真正进行到底，强制措施必不可少，“没有痛点，现状无法改变”。

　　另一个焦点，是垃圾收费制度。2017年出台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要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2018年，国家发改委明确，在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全面建立垃圾收费制度，对具备条件的居民用户，实行计量收费和差别化收费。

　　但此次大刀阔斧进行垃圾管理改革的上海，却并未针对居民生活垃圾实施收费制度，只在条例中原则性地规定了“逐步建立按量计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对此解释，“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罗建明建议，按量收费、分类收费的制度有必要建立起来，“谁产生谁付费，多产生多付费，不同类别收费价格不同，才能调动社会习惯的转变。”

　　前瞻

　　垃圾减量背后的循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