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武汉当志愿者：当初想逃离，现在搬白菜都开心(2)

　　当时，志愿者团队分为多个小组，部分人负责在网络上收集求助者信息，核实真伪；部分人负责把求助者信息登记造册，按区域、病情急缓划分；部分人负责联系医院找床位。

　　“有时凌晨两点钟还在接电话，求助信息实在太多。”孙春霞印象最深的是求助者范女士。

　　范女士是个生意人，在武汉有两家公司。疫情发生后捐款150万元，又捐了200万元的物资。

　　不料，没过多久，她父亲被感染，病情越来越重，但找不到病床。无奈之下，范女士只好上网求助。

　　孙春霞在国博方舱医院搬运物资时，认识了另一队的一位志愿者。这位志愿者的儿子，在老师朋友圈看到范女士的求助后进行了转发，最后几经周转，信息到了孙春霞手里。2月10日前后，孙春霞联系范女士核实了情况，当天便通过各种渠道帮忙联系床位，但所有医院都满床了。幸运的是，其中一家医院在晚上10点左右，转走几位轻症病人，范女士的父亲得以入院。

　　为病人找床位，核实病情很受煎熬。电话对面，不少病人是家庭式感染，有的病情还很严重。

　　“孙老师帮帮我们，我的爸爸现在吐血了。”还有的病人，即使是志愿者联系到他，他也拒绝接受帮助，“因为他们已经绝望了，说不用我们帮忙了，死就死了。”

　　孙春霞回忆，有一天，一位女志愿者承受不住，接完求助者电话后，歇斯底里地哭了近一小时，哭完又继续接电话。

　　“包括我在内，那段时间整个志愿者团队，感觉都抑郁了。”孙春霞说。

　　不过，由于大家的持续奔波和努力，求助信息也逐个得到解决。

　　从2月8日前后到2月20日，孙春霞和她的团队，先后帮助超过300位病人找到床位。“最后我们了解，没有一个病人去世，全部都康复了。”这样的结局，最令孙春霞开心。

　　抗疫后期

　　为200孩子找英语老师

　　随着应收尽收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方舱医院开始大量收治病人，寻床求助电话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了。

　　孙春霞又想着，众多医护人员来武汉支援抗疫，他们孩子在家中没人教英语。曾公派美国留学和工作过的她英语还不错，于是，她决定为医护人员的孩子做点什么。

　　正好，校友王俊一开办了“亿蘭·精英在线英语”教学课。

　　两人一商量，王俊一说，可以拿60个课时给医护人员孩子免费用。孙春霞一算不够，因为医护人员的孩子都特别小，一个星期最少得上两三次课。

　　她便联系了美国亚利桑那、弗罗里达、纽约、新泽西等地的华人协会，征集志愿者。志愿者要求是英语母语，每一个志愿者培训都要将近三个星期，“像我的研究生学生，他们报名我们都不要。”

　　最终，来自美国亚省希望中文学校的多名高中生和“亿蘭·精英在线英语”的多位老师成了医护人员孩子的老师。

　　不过，这中间困难也不少。

　　国外志愿者不用微信和QQ；国内，医护人员离开后，家中小孩和老人也不懂电脑。

　　志愿者团队又为此专门成立教务组和技术组及家长群。技术组负责教会国外的志愿者用QQ，远程操控医护人员孩子的电脑，给他们安装QQ，教他们使用。

　　志愿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孙春霞14岁的儿子和王俊一13岁的女儿，是年龄最小的两个。

　　团队组建好了，又遇到时差问题，几经协调，最终才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上课。

　　“零基础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他们不需要改口音，反倒是10多岁的小孩，需要海外的老师们指正，舌头要顶在哪里，怎么发声。”

　　再次呼吁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孙春霞的本行，是研究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和公共服务。每天，她要做的事很多，白天搬完物资，晚上回家还要写论文。

　　“我有一篇论文已经写完了，写的就是新冠疫情下的PP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