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兼职红会副会长没有级别，没有一分钱工资(2)

　　白岩松：这涉及中国往哪儿走的问题。中国肯定要往更开阔的地方走，更加开放、开明，中间有更多波折，但大方向是这样的。面对疫情应该用更加开放和改革的姿态去回应，这样我们才会觉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得到了积极回应。

　　这个世界有很多说中国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这段时间我经常说一句话，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时候的中国非常需要保持冷静的定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我们新闻行当，同样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天天探讨新媒体融媒体，但问题是，还有多少记者会问，我们还有多少采集事实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这个社会最好的记者？有多少人能坚持一辈子不提拔只做一个好记者。

　　媒体也应该去思考，我们需要成为极其专业的一群人。不管新媒体旧媒体，还是未来新型媒体，专业精神是永不过时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力量。这次做疫情直播过程中也有体会，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提问。

　　新京报：连线中有特别想问但没问的问题吗？

　　白岩松：连线时的问题都是我特别想问的。最初有网友会说，“呦，真敢问”，这种评论一开始非常多，有时候我非常惊讶，原来观众期望值没那么高，我认为很正常的提问，居然评价“真敢问”。

　　其实不应用“敢不敢问”去衡量，而是“该不该问”。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是专注于过程，结论不是你能下的，但你必须用你的提问靠近最真实的结论。

　　新京报：疫情期间出现了一种比较撕裂的现象，像张文宏医生一开始迅速走红，但后期又遭受到了很多非议，对此你怎么看？

　　白岩松：一开始做疫情报道的时候，晚上做直播，白天看到评论骂我的人很多。后来一想，钟南山院士都有人诋毁，李兰娟院士都有人质疑，张文宏也积累了很多烦恼。我就想开了。国难面前，个人名声不重要。

　　疫情期间，舆论环境撕裂、对峙、谣言满天飞，我相信这次很多人看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可怕，也看到了另一面的可怕。

　　谈公益慈善

　　透明公开要用机制去解决而不是用嘴

　　新京报：你今年两会提案是关于公益慈善的改革，出于什么考虑？

　　白岩松：我跟公益慈善机构打交道很久了，从希望工程开始到现在近30年。这10来年大家关注中国红十字会，疫情初期大家重点关注公益慈善机构，网友也在骂。我们必须谈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进行相关的改革。

　　其实这里边的问题很多。一个简单的例子，做公益慈善的社会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意思。它固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地方，但更多是因为整个重大突发事件中公益慈善的响应机制不顺畅。

　　湖北红会、武汉红会两级红会加起来才三十多人，平时应对能力还可以，但面对这么重大的突发事件，付出十倍努力也很难把事情做好。

　　所以这次我提案的第一条就是各级政府重视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因为它是舆情、民意，发生舆论事件表面上摧毁的是公益慈善机构的声誉，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武汉红会、湖北红会想开发布会都开不了。一月底，我问时任武汉市委书记，能不能让慈善机构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三天一次，最后也没成。

　　透明公开要用机制去解决，而不是用嘴去解决，只有机制给他们赋权，给他们权利。

　　新京报：如何看待公众对红会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