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民气而出治道（学术漫笔）

　　德主刑辅、礼法并用是我国古代法制的一个光鲜特色。这种既重视道德又重视法令的见识，浮现了源头管理、综合为治的管理伶俐。源头管理注重防范和化解，通过温润人心的道德修养，提高人的精力地步，进而发动整个社会干系趋于调和，这可以大大低落管理本钱、提高管理效能。综合为治则重视道德、法令等多种类型协同并举，发挥各类类型引导、鼓励、惩戒的坚守，更换各类社会气力，实现管理手段多样化。出格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注重将道德见识融入家法族规、乡规民约、风尚习惯等，让这些类型在下层自治中发挥重要浸染，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社会管理方法。

　　在传统社会管理中，法令和道德各自发挥浸染，从差异角度类型人们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从汗青上看，早在西周时期，就呈现了明德慎罚的主张。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为政以德”，阻挡“不教而诛”；以韩非等为代表的法家主张法治，认为严刑峻法对维护统治更为有效。汉朝吸取秦朝死亡教导，逐渐形成儒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思想，在法典创制中“引礼入法”，在司法实践中实行“尚德缓刑”。唐朝履行“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以道德增强心田引导，以法令举办行为约束，防范与惩办并举，鼓励与责罚并重，法令和道德配合为社会糊口提供行为准则。法令主要依靠官府强制实施，道德主要通过社会修养、心田认同等发挥浸染。道德为法令运行提供精采情况和条件，法令为道德实现提供坚定后援。道德与法令有机团结，拓展了管理空间，促进了社会管理。

　　在下层社会管理中，民间伶俐得以充实发挥。在传统社会，家属、村子、行会等组织形态发生了大量家法族规、乡规民约、行业老例等，成为民间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据。村子不只拟定民间社会类型，打点、约束内部成员，还监视乡规民约的实行，防范抵牾、调处纠纷。对付严重违反民间社会类型的行为，可以“禀官究治”，可能在必然范畴内自行惩罚。这些民间社会类型在公众中承认度高、约束力强，成为国度正式制度的重要增补。

　　古代社会乡规民约等民间社会类型、风尚习惯等也慢慢与儒家道德见识相融合，发挥着细致入微的社会调理浸染，进一步夯实了下层社会管理的道德根本。好比，宋朝呈现的陕西蓝田县《吕氏乡约》，划定了“德业相劝”“纰谬相规”“礼俗相交”“魔难相恤”等内容，浮现了儒家的仁义思想。再如，“人命关天”“负债还钱”“童叟无欺”等广为传播的道德信条浮现了儒家爱人、诚信等代价观。这些代价观在社会糊口中潜移默化地发挥浸染，对付形成淳朴风气、类型社会秩序功不行没。

　　可以看出，古代社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糊口的巨大性、多样化要求管理类型更为富厚、更具适应性。正如《礼记》所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气而出治道也。”意思是礼节、音乐、政令、刑罚等，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来凝结民气、实现国度安宁。跟着时代成长，法令制度、民间社会类型彼此渗透，出格是在代价观上都僵持儒家道德见识，建议仁、义、礼、智、信等，从差异方面引导人们自觉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在管理成果上更容易实现互补。通过社会修养，公众对儒家道德见识越来越认同，对付浮现这些见识的种种社会类型也更易于接管，使得这些类型可以或许更好发挥凝结人心、不变社会、促进下层社会管理的坚守。

　　我国古代社会德治法治配合发挥浸染的传统，在本日获得创新成长。好比，僵持和成长新时代“枫桥履历”，摸索创新下层群众自治模式，浮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相团结。当前，晋升下层社会管理程度，仍需重视发挥乡规民约、家风家教等浸染，警惕传统社会的管理伶俐。要增强和创新下层社会管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康健活泼，将抵牾纠纷化解在下层，将调和不变建设在下层。实践中，应继承引导下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志愿者组织、家庭等努力参加社会管理，让法治和德治深度融合，形成管理协力，引发社会活力，加强社会凝结力。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传授）  

(责编：杨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