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重庆大轰炸：80年前的弹片还残留脑中

　　“重庆大轰炸”亲历者：希望子孙不忘历史
　　重庆85位大轰炸受害者中已有30多位去世他们建议将6月5日设为“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公祭日”

曾宪君

高原

简全碧

王西福

　　陈桂芳

　　重庆大轰炸80年祭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以炸迫降”，从1938年开始就对重庆进行零星轰炸。从1939年1月开始，日军对重庆进行密集的大规模轰炸，截至1943年，日机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203次，出动飞机437批、9166架次，造成3万多人直接伤亡、6600多人间接伤亡。这场在二战期间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空中大屠杀就是“重庆大轰炸”。

　　2004年起，188名大轰炸受害者及遗属代表组成诉讼团赴日起诉，要求日方谢罪赔偿。案件历经两审，裁判结果均为承认轰炸史实，驳回谢罪赔偿诉求。

　　今年距离重庆大轰炸过去已整整80年。过去十年间，重庆的85位大轰炸受害者中已有30多位去世，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们正在加速逝去，健在者也都是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对这些亲历者的经历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和保护已迫在眉睫。近日，本报记者在重庆专访了一批当年的重庆大轰炸亲历者，他们向记者讲述了那段血泪岁月。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曾宪君：80年心结 没打开

　　81岁的曾宪君抱着父母的照片，这是在轰炸中双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她的额头上还留着大轰炸造成的疤痕。80年过去了，她的心结还没打开，还是觉得堵得慌。“因为日本政府还拒不道歉，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半岁失去了父母

　　在曾宪君很小的时候，外祖母就告诉她，她的父母在1939年的重庆大轰炸中被炸死了。大轰炸前，她家住在重庆市桂花街1号，她的父亲名叫曾焕文，在重庆商会工作。当时她家境殷实。“小时候我家的写字台和柜子里到处都放着钱。”

　　1939年5月4日，父母一起去罗汉寺烧香，回家的路上遇到几个朋友，于是相约一起吃饭。刚到饭店坐下，空袭警报就拉响了，炸弹和燃烧弹随后就投掷了下来。警报解除后，和父亲一起吃饭的几个朋友来到外祖母家，一进门就问外祖母，“曾焕文回家没？”外祖母说“没回来。”几个人赶忙回到吃饭的那家餐馆，只见房屋已经被炸毁，现场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和烧焦的皮肉味。

　　外祖母不死心，但最后找遍了半个重庆都没有找到父亲的遗体。“我父母一定是被大火烧焦了，尸骨无存。而那时我只有半岁，我还不懂得失去父母的痛苦，更不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14岁开始当童工

　　外祖母把曾宪君带到了重庆璧山县的乡下，从此，曾宪君便过起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日子。一个瘦弱的女孩却干着很多壮年男子都觉得吃力的活——上山砍柴、当挑夫。“只要能有口饭吃，什么都干。”

　　在曾宪君的记忆里，童年是最悲惨和灰暗的日子，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肉。有一次，别人送了一块猪肉给外祖母，直到肉放霉了，外祖母都没舍得吃。曾宪君的所有衣服都是由父母的衣服改做的，寒冬腊月也是一条单裤。“我15岁之前都没穿过鞋子，下雪天也光着脚。”

　　1948年，外祖母得了老年痴呆症。那时，曾宪君还未满10岁。家里的家务事全都落在她的肩上。1950年，外祖母去世了。她就跟着又聋又哑的小舅舅一起生活。为了养家糊口，她14岁就给别人家当用人，开始了童工生涯。

　　曾宪君说，自己现在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因为，对日本的诉讼远没有结束，需要她这样的受害者站出来当证人。曾宪君和其他大轰炸受害者还建议，把6月5日设为“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公祭日”。

　　高原：91岁老人坚持抗争24年

　　今年91岁的高原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诉讼团的首任团长，也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中为数不多的90岁以上的健在者。78年前的“重庆大轰炸”使高家的住宅和印刷公司等多处产业被毁，高原的母亲被炸成重伤，时年9岁的妹妹也在轰炸中不幸遇难。从1995年至今，他每年都会写一封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书和索赔书，迄今为止已经写了整整25年。

　　在防空洞坐了2000个小时

　　高原的家族在重庆是大户人家，早在他祖父那一代便到重庆做生意。

　　高原回忆说，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二战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当时，他已经11岁，对当时情形记得非常清楚。5月3日中午1时，山城重庆还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突然，大街上响起了防空警报的嘶鸣声。随后，市区的高层建筑上都挂起了红球。在战时，红球表示敌机发动空袭，绿球表示解除警报。

　　几分钟后，从长江南岸的山顶上传来飞机的隆隆响声。第一波炸弹过后，重庆下半城一带的房屋成片被炸毁。仅仅过了两个小时，第二波炸弹就投到了，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和白磷味，凄惨的哀嚎声此起彼伏。

　　高老告诉记者，他们家一共遭遇日军三次轰炸，三次轰炸后，他们家也由一个大富之家变得一贫如洗。

　　高原告诉记者： “我算过，在防空洞里坐了2000多个小时，用菜油点煤油灯，几天几夜警报不解除，我们算好的，大多数老百姓挤在公用防空洞里，空气污浊，设施简陋。真是惨。”

　　在1938年到1943年的5年中，“跑警报”成为重庆人的重要生存技能。有时躲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十多个小时，甚至连续两天。有时实在撑不住了，就冒险回家吃点生冷食物。每次躲警报回来总要大扫除，房子受到震动，天花板和墙壁的石灰泥块纷纷坠落，地面一片狼藉，家里全部是灰尘。房子还在算是好的了，很多人房屋被炸，一夜间倾家荡产。

　　经历了“5·3”“5·4”大轰炸后，重庆的基础设施严重被毁，力线路修复较慢，到了晚上，城里到处都黑乎乎的一片，像一座鬼城一般。

　　曾寄抗议书给日本首相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时，他看到报纸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消息，就将自己的经历写入抗议书和索赔书邮寄给了日本《读卖新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漫漫抗争之路。2000年元旦，高原带着抗议书和索赔书来到了重庆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退回了抗议书和索赔书，并称对轰炸造成的灾难表示遗憾，但不会给予赔偿。2002年，他和462位幸存的大轰炸受害者组成了联谊会，2004年底，联谊会改名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他出任团长，463名老人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