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企看上海：疫情之后，如何继续推动国际化进程？

　　近期，新冠肺炎全球新增确诊病例不断攀升，为减少疫情跨境传播，10月30日起，多个中国驻外大使馆发布通知，要求搭乘航班赴华人员须凭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及血清抗体检测双阴性证明，向中国使领馆申领绿色健康码或健康状况声明书。这意味着，境外人员回流的速度又将放缓。

　　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给城市发展带来挑战，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因为上海不仅吸引了数百家跨国企业总部，更有许多外国的中小企业选择这里作为开拓中国市场的第一站。11月2日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建议书2020/2021》（下称“建议书”）指出，受疫情影响，外资企业的活力被削弱。要想推进改革方案，在疫情过后加快经济复苏，上海必须尽快巩固其外商投资基础。

　　这是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第四次发布该系列建议书，建议书由600多家会员企业共同撰写，以2020年1月至2020年9月数据为基础，分析欧盟企业在上海的运营状况，针对人力资源、中小企业、市场准入、企业创新、行政管理、配套政策等问题，提出了38条具体建议。

　　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李小钢表示，“这次建议书直接谈了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企业确实碰到了困难，另一方面，可能有些企业在本国的经营也不那么顺当，因此更在意中国市场，希望看到地方政府进一步改变。”

　　“要继续吸引外资，国际化是关键”，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主席代开乐（Carlo D'Andrea）在建议书的发布会上强调，“以前，上海因其相对的开放性吸引了欧洲企业，如果政府能深化改革，欧商会加大投资。”

　　发掘欧洲中小企业中的“隐形冠军”

　　建议书指出，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7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7%的中小企业受访者计划明年在上海加大投资力度，相比之下，大企业中这一比例为38%。与此同时，上海分会的中小企业会员所占的比例已从近一半下降到大约30%。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此前对在华欧商的系列采访中了解到，中小企业不仅为在华外资企业总部与研发中心的发展提供支持，更因其创新能力有发展成为大企业的潜力。然而同中国中小企业的情况类似，融资难是欧洲中小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没有总部对其进行担保，欧洲中小企业很难从中国的银行拿到贷款。

　　针对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建议书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间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度过危机的行动表示肯定，但同时提出，要维持中小企业长期复苏的势头，需要更多地方性的政策支持，包括“通过加快国有企业应付款项支付等措施，减轻中小企业的经济负担”；“ 制定政策帮助中小企业从中资银行申请贷款”；“ 建立市级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帮扶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即时融资支持”。

　　今年五月，上海市启动了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以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根据该平台网站首页显示，截至11月8日记者访问网站时，该平台有近46万注册用户，累计授信金额68.82亿元。

　　上海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该平台借鉴杭州的经验，基于企业信用数据的分析，提供相匹配的贷款方案，只要符合中小企业规模的要求，无论本土企业还是外企都能向平台申请贷款。

　　澎湃新闻尝试向平台的主要负责单位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了解目前外企使用平台的情况，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该平台对于缓解外资中小企业资金状况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尽管如此，李小钢认为，为外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平台，上海将吸引它们其中一批有特殊技能的“隐形冠军”在这里扎根，从而进一步推动供应链的本地化、现代化发展。

　　精细化管理并建立“横向一体化”的制度

　　针对外资企业在沪经营的监管和税收问题，建议书认为，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削弱了上海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例如在中国内地，最高收入阶层的适用税率为45%，而这一比率在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分别为17%和22%。

　　为了减轻税收负担，政府已经发布一些政策，例如对某些福利免征个人所得税，其中包括子女教育支出、房租和返程机票费用等。然而，根据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从2022年1月1日起，这些福利将被视为应税收入。

　　建议书指出，对已有子女的外籍人士来说，子女能否在目的地接受高质量的国际教育是他们考虑是否来中国工作时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上海，一流国际学校的费用较高，如果学费报销款项还需缴纳45%的税费，将严重增加企业成本，并影响外籍高管来沪工作的意愿。建议书提出，上海应该借鉴大湾区的做法，为“高端和急需人才”提供补贴。

　　针对这一点，市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地方政府认识到降低个人税负为吸引外籍高管的有效举措，目前正在向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呼吁和争取相关方案的落地。

　　出台激励政策固然重要，但正如李小钢指出，在中国的制度优势下，为优秀人才提供给补贴并不难，更具挑战的是划分出哪些人可以享受补贴政策——谁是高端人才？

　　李小钢认为，中国要完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稳定制造业的比例，需要加强对工程师等特殊技能人才的吸纳，因此有必要将一些关键岗位的人员划分为高端人才。地方政府可在现行的外籍人才分类标准的基础之上进行细化或者扩大范围，除了学历和职务之外，添加岗位为考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李小钢还指出，除了知名企业之外，欧洲小企业中有很多“隐形冠军”，这些企业里的工程师，也是高端人才。

　　另一方面，建议书认为企业所得税也有待改进的空间，以便为上海打造更积极的投资环境。2018年，外资企业占上海企业总数约2%，却贡献了城市1/3的税收，这样的税收贡献也为外企带来了困难。建议书指出，由于上海市所辖各行政区都在争取企业税收，因此企业在上海跨区迁址非常难。

　　但是，澎湃新闻从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目前上海已经针对企业跨区迁址问题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由市场监管局制定规则、优化“上海市企业服务云”系统，企业提出迁移诉求后如果产生问题，可以在线反馈与投诉，由市经信委出面协调。在当前的机制下，企业可以直接前往迁入区办理手续，不需要征求迁出区的意见。

　　在李小钢看来，只要税收是属地化管理，企业的迁移就会对属地带来利益分配的问题。而如同国际上地区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一般，要想维持区域间良好的长期协作关系，需要对利益的分配、共享进行协议，不仅上海市行政区域之间如此，长三角地区省市之间亦是如此，需要进一步实现“横向一体化”才能为企业提升营商便利。

　　促进政企沟通 不断倾听与改变

　　建议书还指出，要想在疫情之后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复苏以及通过“总部经济”模式来巩固上海的国际枢纽地位，除了靠一揽子刺激方案之外，更有必要解决外企一直在呼吁的问题，包括市场准入壁垒、互联网限制等妨碍创新的行政问题、提升政策透明度以及政企之间沟通不足。

　　针对政策透明度问题，建议书提出，9月公布的《上海外商投资条例》（下称“《条例》”）仍然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对于违反规定的政府官员，比如泄漏或者转移知识产权，目前也没有相应的问责或惩罚机制。虽然《条例》引入了一个行政投诉机制，旨在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上海营商环境的信心，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条例》生效后的实际执行情况。

　　此外，建议书表示，《条例》中一些含糊的措辞会给企业带来担忧。比如，第27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征收外国投资，而《条例》并未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定义。根据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0》的结果，近一半的上海会员企业将模棱两可的法律法规列为在中国开展业务面临的三大障碍之一。建议书指出，《条例》可能会因为缺乏细节和清晰度而强化外商的这一观点。

　　李小钢认为，上述问题可以通过细节补充得到有效解决。“这句话为基层政府的工作开展留出了空间……，但上海发展到今天，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矛盾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因此可以将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问题列举出来，以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如果碰到其它特殊情况，报上一级政府审批后才可以作为‘公共利益’。通过这样的机制可以约束基层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

　　李小钢还指出，现在城市中的网格化管理实践到位，却也影响了外资企业的市场空间，因此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企业对市场开放的呼声越发迫切。建议书对上海深化改革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可以视其为一个机会，让上海营商环境有较大的改变，并通过商会这样的机构向欧洲、向世界传递政府真正在倾听与改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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