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陈明：韩国“新村运动” 一场钢筋水泥的消耗战

　　陈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对乡村建设而言，韩国的“新村运动”，与其说经验，更多的或许是教训。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包括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推进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等多个方面。

　　自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很多人就把韩国“新村运动”、日本“造町运动”、我国台湾地区“农村再生”等做法当成学习的典范。实际上，这些做法的经验意义十分局限。特别是韩国新村运动，我们对之有太多的误读与想象；真实的新村运动不啻为一场“钢筋水泥的消耗战”。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一定要吸取韩国这一近邻的教训，避免过度建设和资源浪费。

　　质疑主流叙事中的“新村运动”

　　在主流叙事中，新村运动通常被看作韩国乡村振兴的起点。这一运动的贡献，通常被归纳为以下几点：

　　（1）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变了农村面貌；

　　（2）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比起经验，更多的是教训。

　　（3）培养村庄领导人，改善劳动者素质，孕育基层民主；

　　（4）唤醒民众，提振国民精神。

　　这些成就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将其归功于新村运动，却未免有夸大之嫌。

　　首先，新村运动的成效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在文化、教育、增收等方面的成效并不明显。朴正熙将之说成是“一场通过每个人的勤勉、自立、协作来实现的旨在提升韩国人生活水平的运动”；2009年，在大邱举办的“新村运动全球论坛”强调新时期新村运动的内涵已经转变为“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时俱进的创业与革新”。这些说法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讲述者的主观认识，在真实的韩国乡村社会中并找不到直接证据。

　　其次，新村运动是一场带有偶然性和工具主义色彩的“运动”，振兴乡村并非该运动的出发点。新村运动是朴正熙政府试图通过精神动员以整合乡村失败后的选择。换句话讲，与其说新村运动是通过动员民众建设乡村，倒不如说是通过建设乡村动员民众。

　　再次，新村运动之所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农村现代化运动，一定程度上来自后来的包装与宣传。1979年朴正熙遇刺之后，新村运动迅速衰落，其真正为世界所熟知实际是在结束十几年之后。主要原因是韩国农协热衷于提升国际能见度，而新村运动成为一项很好的扩大韩国农业国际影响的题材。2013年，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Korea Saemaul Undong Center）还在倡导开展“第二次新村运动”，就是上述背景的一个缩影。

　　钢筋水泥消耗战及其弊端

　　众所周知，韩国新村运动的一大特色就是向农民直接发放水泥，有韩国学者将水泥称作运动的“起爆剂”。

　　郑新立赴韩国考察后曾经讲述道：当时韩国约有3.5万个村庄，政府为每个农村分配335袋水泥，如果按平均每个村80户计算，每个农户可以得到4袋水泥。后来，政府给做得好的村庄增加供应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同时许诺，如果做得更好，下一年可以追加供应1000袋水泥。

　　韩国这种“水泥效应”一度被我国某些官员和学者奉为神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就有不少地方学习和效仿。而实际上这并非出自多么高明的机制设计，其原因简单到令人难以置信——当时韩国的水泥恰好大量过剩。

　　过剩的水泥不仅投放到乡村，而且引发了全国的建设热潮。闻名世界的“三八水泥墙”也正是修建于这个时期。1977-1979年，韩国沿着“三八线”修建了一条240公里长的钢筋混凝土墙，据说这道墙消耗的水泥可以建设20万套居民住宅。

　　为人称道的“新村运动”和“水泥效应”实际弊端甚重，我们以前对之缺乏充分的认识。

　　一方面，新村运动是一场政府强力发动的社会动员运动，农民虽然参与广泛但并非完全自主。在政府主导下一些农民被迫举债建设，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据韩国学者徐廷旻的估算，运动的前两年，农户负担要占到整个投资的2/3以上；1970年到1980年十年间，韩国农民每户平均负债由1.59万韩元增加到33.8万韩元，增长超过21倍。

　　另一方面，新村运动建设过程中并未考虑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村庄的实际情况，造成了过度建设。在工业化、城市化大潮过后回首望去，一些当年大量投入建成的村庄今天已经荒芜废弃、无人居住，这是一笔不小的浪费。

　　总体看，韩国新村运动是在农业农村全面落后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动员，适用条件和对中国借鉴意义都十分有限。

　　城市化才是乡村振兴真正的“起爆剂”

　　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韩国从一个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实力较强的新兴经济体，而且在此过程中避免了城乡断裂，其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借助城乡融合政策，以城市化带动乡村振兴。

　　1970年到1980年间，韩国城市化率由40%提升到55%，年均提升1.5个百分点，实现了高速城市化。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是农民可以转出在农村的土地和住房以获取进城的启动资金；

　　二是政府通过多种手段营建公共住宅，并限价供应给新市民，使进城人口尽快在城市安居；三是提供充足的教育供给，让进城人口能够全家向城市迁移，有效避免了留守儿童问题。

　　1970年时，韩国城乡收入大约为1.5：1，到1990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基本持平。这个过程中，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功不可没。

　　一是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扩大。随着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留农人口的户均耕作面积大幅增加，加上新品种、新技术的引入，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大幅提升。

　　二是非农收入稳步提升。到2000年时，韩国农业就业份额已经不足10%，大量农民在城市经济部门兼业，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

　　三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粮食价格上升和工资上涨，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民收入提升。

　　新村运动实施的阶段，恰好是韩国工业化起飞、城市化推进的关键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者素质提升和国民精神提振。由于这些效应在时间上与新村运动重叠，因此一些人在后来的宣传中巧妙地将之与新村运动包装叠加在一起。韩国农村发展取得的成就主要不应归功于新村运动，而应该归功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伟大进程。换言之，高质量城市化才是韩国乡村振兴的起点。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更应具有前瞻视野、战略思维。1990-2018年间，中国自然村数量从380万个减少到240万个，平均每年减少约5万个。从世界经验看，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潮中一部分村庄的收缩和基层建制单位的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面对这一现实，乡村建设行动一定要顺应人口布局合理安排空间布局，避免过度建设和资源浪费。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合理的城乡融合政策，使农业转移人口顺利融入城市，同时推动农业竞争力提升和专业农户崛起，才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根本出路。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生态宜居的基础，富裕起来的农民一定会建设好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