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军：监管应考虑怎样判断新的科技应用以后的处置能力问题

　　11月22日，第四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于南昌江西财经大学举行，主题为“中国金融：如何于变局中开新局”。

　　在圆桌对话“金融创新与监管”中，中国人民大学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教授赵锡军表示，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把它用进来，我有可能通过科技的创新使得评价风险的能力、逐利风险的能力更加精准、更加有效，这样的话我能够更加及时地、更加客观、更加精准地确定这个风险，同时为这个风险提供一个合适的承担的能力，然后配套地给它相应的服务。从这一点来看，新的科技核心问题在于我们要从监管层面怎么样认识新的科技带来对风险的判断。利用大数据也好、其他的人工智能也好，能够更好地判断这些长尾客户风险平均程度或者是终值，然后给他提供相适应的、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这样的话使得服务的面能够更加有拓展，同时在管理方面也能够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把它管理好，这就是在监管和金融创新或者金融科技的结合点上面找到一个很好的风险处置能力的提升，让我们能够比风险终值更高提升的东西，这个金融体系风险组织能力提升了，就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监管可能要更多地考虑到我怎么样判断新的科技应用以后的处置能力问题。

　　以下为演讲全文：

　　谢谢江西财大的邀请来参加第四届赣江金融高端论坛。今天下半场话题是金融创新与监管，桂院长开场也提到了，主要的引发点就是由于蚂蚁金服的事情，大家都很关注。我从我的理解谈一下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还有监管之间的一点认识或者体会。

　　尽管金融创新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话题，因为创新提出来本身就很长。金融领域的创新也很多，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来讲，从这段历史的逻辑来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以及金融科技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是体现在怎么样通过改革配置金融资源。一开始是市场机制不断地介入到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间，在介入的过程中，我们改了很多东西，大家如果对原来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所了解的话，原来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很多金融机构都在财政部下，比如说现在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原来是财政部下面一个处，建设银行也是原来财政部下面一个基建的处。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慢慢才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市场机制的介入开始了改革，这个改革就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变化在我们国家也表现为金融方面的创新，但是尽管在我们这儿表现为创新，但是我们心目中它还是有可参考的蓝本，那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改革的蓝本还是以英美这些国家的金融作为蓝本来发展的。所以在那些国家，他们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我们这儿是极度困难的改革和创新。

　　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在我们国家改革是第一位的，通过改革在金融的制度层面、在操作层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吴老师上午讲的脱媒，在我们这儿就是改革的过程，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建立为一个重要的起点，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包括金融制度、各种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监管措施不断地出台。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过程。

　　从科技的介入来看，在这个过程中间，一方面是改革，另一方面科技的引入也是伴随着这个过程发生了，但是它有一个特点，跟现在不太一样，无论是改革产生新的金融机构还是传统的金融机构引入这些科技，比如说信用卡支付是中国银行最早在1984年引入第一张信用卡的支付手段，后面的ATM机这些技术、后来金融领域计算机技术的引入都是金融机构用到这些东西，包括随后交易所采取的从西方发达国家交易所手动交易，我们这个交易所直接采取了自动化的电子交易，这些技术手段是伴随着改革和金融整个变化进行的。这些东西做的时候好象没有像现在金融科技的引入那么有争议，那时候几乎没有争议，自然而然地就做了。那个时候金融科技的介入实际上是金融机构把科技内化为金融的一部分，大家不觉得它可能跟我们比较陌生的科技，它就是金融，现在谁也不认为ATM机是科技，POS机是科技，没有这么陌生的认识。大家都觉得自然而然地就是金融。我觉得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提升了我们金融的效率，而且这个效率有很大的提升。包括金融服务效率，也包括从宏观层面来讲配置资源的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在那个时候，好象不存在监管要有特殊的考虑或者大家对新的科技在中间的应用要怎么样来加强监管等等，没有那么多的讨论。我觉得从历史的逻辑角度来讲，三者还是比较一致的。这是我第一个判断。

　　接下来是第二个感觉，因为也没有论证，从金融的功能办法来看，金融科技发展的作用跟以往有不一样了，我非常赞成吴老师在上午讲到的金融功能的变化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产生新的各种不一样的需求，需求越来越多了，然后让原来比较单一的，可能只是简单解决融资问题的功能或者是融资驾驭的基础设施的服务功能逐步多元化，这个变化应该是能够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晰一些。最早除了日常的基础设施的服务包括支付为主导，早期好象是以现金的支付为主导，配置了一些像单位、企业有一些支票或者转帐之类的，但是科技的力量也不是特别强，服务对象当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他们的需求也不是像现在这么丰富，功能也是相对比较单一，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企业也越来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国有的、集体的还有其他类型的企业，包括我们所说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种类越来越丰富，而且发展阶段不一样，有的刚刚开始起步，有的是发展得很大的国有企业，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在企业层面就开始多元化、分化。

　　然后再加上很多居民不断地有自己越来越多的需求，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包括居民的投资、融资、财富管理越来越多了，还有其他的经济主体、国外的部门金融服务也在不断地多元化，加上政府部门、各个单位、地方政府等等的需求也在多元化，原来也不能放债，现在地方政府把债务越发越多，金融活动越来越丰富。所以整个市场主体的服务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广度和深度来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需求带来了金融服务方方面面深刻的变化，包括简单的基础设施的服务、资金的融通服务发展到现在，投融资、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等，一系列新的服务和新的需求产生了。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了新的金融科技，就是伴随着互联网兴起的所谓金融科技，这一类科技从多角度直接切入了现在的金融服务市场，最典型的就是对我们原来的支付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是直接切入，没有说直接内化型。它是外面直接切入进来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它是外来的，而且对原有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

　　另一个现在更大影响的可能是货币的发行，除了各个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以外，现在有很多私人的货币，相关的中央银行也在准备，或者已经开始发行所谓的电子货币也好，或者说法定的数字货币也好等等，当然可以看出来，它跟以前的金融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的，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难题，就是说在管理方面究竟怎么样进行管理，所以有了蚂蚁金服怎么样进行监管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理解，这是一种新的变化。

　　第三个认识，在新的变化情况下，怎么样把金融科技纳入监管，不管你说金融科技也好，或者说其他的金融也好。既然你叫金融，可能都不会脱离金融的特点和本质的规律，无论你怎么样来定性可能都脱不开这一点。我把它定位为金融科技不是金融活动，或者把它界定为金融活动，要看实际的情况，不是说你是科技公司，不是金融机构，你就说自己不做金融活动了，或者说跟金融活动不相关的科技。我们说到金融肯定会有金融监管，这是分不开的。既然你叫金融科技，本质上你可能还是脱不开监管的问题。但是在金融和监管之间究竟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上午吴老师讲到了，我们的监管是落后了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确实这是一个问题，你不能脱离监管，但是监管也不能跟不上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倒并不是说不要尽管，或者金融科技不受监管，而是监管怎么样跟上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从现在可以看到金融科技的应用来讲，上午很多专家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金融科技越来越倾向于为原来可能服务不到的所谓长尾客户提供服务，这是一个新的特点。原来的金融服务可能对客户有一种门槛的限制，你低于某些门槛就享受不到某些服务。按照当时的思路和设计，为什么要设置门槛？可能就是出现风险和回报均衡的考虑，这些客户按照我现有的服务能力，我要给他提供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承担比较高的风险，所以从平均的角度来讲，按照现有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设计，我只能接受或者只能承担某种程度的风险，超出这个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可能承担不了，如果要超出这个风险的话，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终值可能就会往上走，整个体系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可能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才有了门槛。

　　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把它用进来，我有可能通过科技的创新使得评价风险的能力、逐利风险的能力更加精准、更加有效，这样的话我能够更加及时地、更加客观、更加精准地确定这个风险，同时为这个风险提供一个合适的承担的能力，然后配套地给它相应的服务。从这一点来看，新的科技核心问题在于我们要从监管层面怎么样认识新的科技带来对风险的判断。吴老师上午讲到的利用大数据也好、其他的人工智能也好，能够更好地判断这些长尾客户风险平均程度或者是终值，然后给他提供相适应的、更加精准的金融服务，这样的话使得服务的面能够更加有拓展，同时在管理方面也能够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把它管理好，这就是在监管和金融创新或者金融科技的结合点上面找到一个很好的风险处置能力的提升，让我们能够比风险终值更高提升的东西，这个金融体系风险组织能力提升了，就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监管可能要更多地考虑到我怎么样判断新的科技应用以后的处置能力问题。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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