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跌出前十不及疫情后的武汉，天津该着急吗？
GDP跌出前十不及疫情后的武汉，天津该着急吗？
天津亟需发展的紧迫感
2020年，一场疫情，让城市GDP排名也变得不同起来。北方重镇天津，第三季度GDP罕见跌出前十，排名第十一位。对于天津而言，这样的成绩，是近四十年第一次。
据统计，2020年第三季度，天津GDP总量10095.43亿，不及第十名武汉的10326.7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天津同样恢复缓慢，同比下降16.8%。
对天津而言，不论与自己历史成绩相比，还是跟其他三大直辖市相比，都几乎处于历史最低点，甚至还不及今年被疫情“重创”的武汉。
坐拥津门巨港、被定位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该着急吗？
被武汉挤出前十
GDP被挤出前十，这样的成绩让人意外。但结合近年来发展的趋势，却发现天津的失速，有迹可循。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室主任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疫情之下的GDP排名，不具有常规参考性，但天津近年经济排位下滑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值得关注。
2020年一季度起，天津GDP就开始被南京超越，只是在武汉因疫情“掉队”的情况下，才勉强保住第十名的位置。但2020年上半年，在武汉增速低至-19.5%的情况下，天津GDP仅比武汉高出14亿，第十名已岌岌可危。
此次取代天津挤进前十的武汉，复苏势头强劲。众所周知，2020第一季度，武汉受疫情冲击严重，直到前三季度经济增速仍没有转正。不过，武汉GDP总量已接近上年同期九成，同比下降10.4%，回升幅度比全国高出6.8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前三季度的排位，极有可能延续到年底。
天津今年前三季度GDP为10095.43亿元，同比增长0%。相比前三季度GDP10601亿元，同比增长3.3%的南京，总量已少506亿元。去年南京GDP全国第十一名，2020年全年大概率会取代天津，进入前十。
具体来看，今年第三季度，天津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28.90亿元，同比下降3.1%；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353.82亿元，同比增长0%；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612.71亿元，同比增长0.1%。与第二第三产业强劲回暖的武汉相比，天津第二第三产业的复苏，算得上缓慢。
更雪上加霜的是，叠加严厉的地产调控政策，今年不少天津居民明显感受到，房价降了。
2016年，李明（化名）以130万元的总价款买下天津市东丽区一套二手房，买完之后房价不断蹿升，最高时达到210万元。但最近的挂牌价在140万元左右，基本跌回到4年前购买时的价格。李明感慨，如果算上物价上涨、房贷利息，可能还要赔钱。
事实上，2000年左右，天津有过一段辉煌。那时候的天津，在沿海城市还是一枝独秀。
1999年到2014年，天津的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0年到2013年，增速分别为17.4%、16.4%、13.8%、12.5%，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一。2014年至2016年，尽管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为10%、9.3%、9.1%，在各省市中也位居前列。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肖金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天津过去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投资需求下降以后，新的增长动能却没有跟上。
六年GDP降六位
经济失速、房价下跌、社会消费总额恢复缓慢……2020年的天津，到底怎么了？
事实上，6年前的天津，GDP全国排名第5，仅次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从第五到第十一，天津只用了6年。事情的转折在于，天津曾经发展的重要动能——滨海新区，出问题了。
2019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将天津2018年GDP大幅下调近5400多亿元。这一降幅甚至与南昌这样的省会城市GDP不相上下。天津GDP排名直接从第六位掉到第十位。
2020年初，天津统计局发布说明，将2018年GDP大幅修订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淘汰一批落后产业；二是严肃查处统计造假，挤出积累的“水分”。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曾分析，滨海新区近年来享受了一系列的政策。有一些政策刺激了外地的企业注册在新区，但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注册后却在外地经营。这些企业对滨海经济的带动不明显，不是内生动力，属于统计上的虚高现象。
2017年环保督察对天津的经济也带来了影响。对于中央环保督察组的意见，天津市高度重视，对全市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查出了近1.9万家“散乱污”企业，并对其中9000多家污染严重、整治无望的企业实行了关停。
主动“刮骨疗毒”之外，产业结构的深层调整，也让不少天津经济曾经的亮点，逐渐黯然失色。
“一只机”——摩托罗拉、“一碗面”——康师傅，曾是天津企业的代表。
早在2012年，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位于天津的摩托罗拉工厂被卖给代工品牌伟创力。到2016年，伟创力位于天津的工厂彻底关停。快消品牌康师傅如今的地位和支柱地位，也早不如往日。
更令人唏嘘的还有天津重要的汽车品牌——夏利。
夏利汽车曾是中国家庭轿车的开创者和启蒙者。1983年，国内第一个微型车批量生产基地落户天津，在政策扶持下，生产基地得以引进日本大发汽车技术。“上海滩头红夏利，长安街前黄大发”的车市谚语，正是夏利曾经辉煌的写照。2018年中国车市步入“寒冬”，汽车行业洗牌加速。夏利也成为这轮寒冬的受害者。
有报道称，2020年10月，天津一汽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工厂已停止了作业，而设在一汽夏利公司场地内的天津博郡汽车有限公司也已人去楼空。
一年前，为获取生产资质，连年亏损的夏利与博郡汽车成立合资公司天津博郡。夏利方面以相关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及负债出资；博郡汽车则以现金出资20.34亿元，成为多数股东。天津博郡同时接收了800多名来自原夏利的员工。而博郡的人去楼空，意味着夏利最后一次自救基本失败，品牌陨落。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天津经济中，仍有装备制造业等亮点。除此之外，滨海新区乃至整个天津，在产业结构升级上缓慢，大量依靠钢铁、能源、重化工。整个产业，处于产业链上端原材料部分占比过大，下游延伸的高附加值产值占比较少。
“天津作为沿海城市，港口一直是整个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近些年天津港的发展，也对整个城市的经济造成了影响。”陈耀分析。
很长时间里，天津港一直是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和对外贸易口岸，进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前列。2019年，天津进出口总额为7346.03亿元，下降幅度达9.1%，仅排在全国第九位。
2020年8月，海关总署主办的《中国海关》发布的2019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中，此前稳居前十的天津，已被重庆取代，滑落至十名之外。
陈耀说，天津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周边港口的挑战，特别是与河北的秦皇岛、唐山、曹妃甸等港口，几乎处在同质化竞争状态。他认为，天津应该通过合作整合港口资源，对港口功能进行再定位。比如，集中力量做集装箱，一般煤矿等大宗货物可以由周边港口去承担，形成分工，不要什么都做，才能有效规避同质化竞争。
肖金成则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天津市产业基础好，但产业链不长。天津的相关产业也基本都在本地范围，产业链没有延伸到河北的其他地方。没有像长三角地区那样，城市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使得整个区域实现良性互动。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以来，北京与河北间的互动颇多，比如冬运会，又比如河北沧州承担了北京医药行业整体的转移。但天津在与河北的协同发展上，亟待更多作为。”陈耀直言。
被诟病缺乏活力
天津跌出前十后，在这份名单中，北方城市中只剩下了首都北京。
2019年GDP显示，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了全国64.55%，北方地区只占了35.44%。肖金成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近年来，北方经济增长缓慢，占比下降，重要原因在于宏观层面需求下降。他说，北方产业结构偏重，更倚重能源和原材料产业，受到的影响更大。
天津对于整个北方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
无法靠投资持续拉动，港口“大进大出”的老路走不通，硬核工业城市天津，该何去何从？
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后工业时代，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智慧社会、数字经济、智能经济都依赖于科教资源和高素质人才。
天津当然知道人才的重要。从2018年5月16日“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发布后，仅隔了一个晚上，“天津引才新政发布不到1天，30万人申请落户”的新闻就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
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年来，到今年8月中旬，天津市人社局在公开回复网友提问时称，两年多来，该市共引进人才近30万人。横向对比，近两年，西安吸引人才百万余人，长沙也吸纳人才七十余万。天津的成绩，算不上突出。
天津自身对人才吸引力不足？有分析认为，天津落户条件中，不能在外地有社保缴纳记录的规定，导致很多想去落户的年轻人产生观望情绪。
“当下的天津，其实对吸引人才有重要优势，天津的教育政策，对于中西部人口大省，特别是北方省份的人才，具有极强吸引力。”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通过对2017年国内各省高考人数与985高校录取人数的统计，在一项关于全国985高校录取率的排行中，天津以5.81%的985高校录取率领跑全国，甚至超过了北京。
2018年全国平均211高校录取率为6.25%，天津以12.68%位居全国第三，紧追北京（13.99%）和上海（13.58%）。
2019年，全国平均一本录取率是18%左右，天津则达到35.9%，仅次于北京的36.3%。相比之下，河南、山西、山东等省份的一本录取机会，还不到天津的三分之一。
然而如此明显的教育优势，为什么吸引不到人才？肖金成分析，除了薪酬、福利，更重要的是创造对人才的需求，让人才发挥作用，这才是根本。
不争的事实是，天津的经济活力在全国万亿GDP城市中，并不出色。
在中国社科院和经济日报社今年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天津仅排名46位。这份榜单从经济活力、营商环境等九个维度，评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相比众多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天津民营经济一直是短板。2019年，在天津GDP中，民营经济仅占三成左右，而在杭州等南方城市，民营经济占比高达60%以上，差距相对明显。
天津应该也意识这一点。今年以来，加大了国企混改的力度。继“天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推介会”后，天津最近又推出了近30个国企混改项目。
刘治彦直言，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天津整体文化氛围偏保守，这对天津未来发展不利。
他说，目前天津亟需发展的紧迫感。“天津要解放思想，要向深圳、上海等城市学习，还要重视吸引人才的宜居环境和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实体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