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签署 回顾冷战时期日本的亚洲政策（下）

　　吴博皓（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上半部分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日美在东南亚政策和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相比于美方坚持对华贸易封锁和对东南亚工业投资的保留态度，日本在扩大对华贸易和加强对东南亚初级加工工业的投资这两点上明显更为积极。虽然中日经贸关系一度由于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而陷入停滞，在1962年中日双方又重新建立了经贸关系。1962年由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崎达之助牵头，中日两国代表签订了以两人姓氏首字母命名的LT贸易协定。这份半官方性质的协定与之前中国同缅甸，斯里兰卡等国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一样，主要通过以货易货，货额大致相当的方式进行贸易，但同时也规定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货币结算贸易。由于双方的努力，中日贸易额迅速恢复，而日本更是从1964年开始成为共和国最大的外贸对象。

　　然而，中日在六十年代早期经贸关系的回暖笼罩在冷战地缘政治投射的阴影下。与五十年代后半叶亚洲各国试着搁置争议，强调合作的基调不同，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亚洲地区的冷战对峙局势全面激化。在地区事务上，美国在六十年代早期加大扶持南越政府的力度，并最终借由1964年北部湾事件全面介入中南半岛，将中南半岛三国全面卷入长达十年的越南战争。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也陷入了内部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无论是1962年缅甸的政变，还是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政变，都引发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清洗和排华浪潮，从而使得五十年代后半营造出来的地区合作变得举步维艰。在这种大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难保持其在东西方阵营间中立的立场，在五十年代作为地区合作基础的淡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氛围在六十年代已经难以存在。

　　在这样的地区背景下，日本也在1965年之后在东南亚地区半推半就地选择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通过ODA向亲美国家大量输血。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是，除开日方借助美国在地区的霸权扩大本国经济利益，两国之前仍然在地区事务上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并主要体现在对华，对越战，以及琉球群岛地位等事务上。另外，日本国内政治中，外务省官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最终胜过通产省官僚，也对日本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格局直到前通产大臣田中角荣成为首相，并在内阁中大量启用原部下才得以打破。本文将承接上部对日美外交分歧的分析，并通过东南亚地缘政治和日本国内政治两条轴线论述日本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外交转向背后的因素，并在最后简要分析冷战中日本政策对当下亚洲局势的启示与教训。

　　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动荡与日本的外交转向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冷战对立再一次激化，东南亚地区诸国也陷入到各种政治动荡之中。这也对日本之前试图维持的独立外交政策形成了挑战。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吴努，在缅甸建立了军政府统治。与之前吴努政府奉行的同时接触中日苏的中立政策相反，奈温对引入外国技术和资金建设国家缺乏兴趣。在奈温政府治下，缅甸对全国工农业进行全面的国有化，不再积极回应中日两国提出的合作和贸易协定，而仅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少量留学生学习技术。缅甸在1962年后近乎闭关锁国的外交姿态使得日本之前通过战争赔偿对缅甸输出产业标准和整合其进入日本产业链的目的完全落空。

　　公平地说，缅甸在1962年的政治变局对日本以产业扩张为主的东南亚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在1963年，日本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额仍然与日美贸易额大致相当，分别占到日本当年贸易额的三分之一。然而，1964年和1965年接连发生的巨变则对日本造成了实质上的冲击，并使之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由于美国扶持的南越在对南越人民解放武装作战不利，以及南越领袖吴廷琰被手下军官刺杀引发混乱，约翰逊政权不得不于借口1964年7月的北部湾事件全面介入越南并大规模增兵。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而中苏美在越南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也使得地区国家失去了外交上的模糊空间，从而越来越难以保持之前所保有的中立态度。

　　除了越南战争的升级，1965年9月开始的印度尼西亚政变也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苏哈托借助他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击败了发动兵变的翁东中校，并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和屠杀印尼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党员。苏加诺也因此被军方架空，并于1967年卸任总统并遭到软禁。随着苏哈托集团独掌大权，印尼也放弃了之前苏加诺时期的亲中亲苏态度，转而全面倒向美国寻求庇护。

　　1967年，日本东京招待会上，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向印尼新当选总统苏哈托敬酒。从左至右：佐藤夫人、苏哈托夫人、佐藤荣作、苏哈托。

　　印尼苏哈托政权彻底倒向美国的对地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印尼作为区域内的人口和影响力大国，其放弃中立政策的选择对周边国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使得在五十年代成为共识的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保持模糊中立的外交立场对东南亚国家愈加失去吸引力。在苏哈托所倡导的“新秩序”（Orde Baru）之下，印尼将激进的反共主义作为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并于1967年同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四国重新建立了反共色彩浓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相当讽刺的是，曾经作为反共国家合作平台的东盟，恰恰是本次RCEP的主要推动者和倡导者。

　　然而，哪怕在苏加诺政权的末期，美日之间的外交分歧依然清晰可见。相比于美国暗中支持甚至直接鼓励苏哈托夺权的外交立场，日本在1965年九三零事件前后是唯一仍然拥护苏加诺政权的西方阵营国家，甚至想要直接介入斡旋苏加诺政权与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这也导致日本一度在苏哈托于1966年掌握政权之后非常被动。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剧变导致西方阵营在1965-1966年对中苏在东南亚地区处于攻势地位，日本开始圆滑地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寻求在美国的扩张阶段能够保住自己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日本与美国的外交协调在对苏哈托政权的支持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出于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警觉，英国于1965年12月提议建立英美澳新四国协调机制来商讨印尼问题，并将日本排除在外。虽然美国参与了四国会议，但同时也将日本拉入了对印尼局势的讨论之中，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尼债权国筹备会议最终在东京举行，日本也得以在1969年正式中占据原本在英国设想中由西德代表占据的印尼债务仲裁人地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彻底合流。日美两国在1964年之后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华贸易和冲绳问题之上，而前者也与日本仍然保留着通过中国建立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构想有关。根据1964年1月2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面谈记录，美方对日本选择与中国加强经贸关系极度不满。腊斯克甚至露骨地（甚至带有威胁意味）表示日本应当“考虑清楚自己在越南，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的利益，并认识到美国在该地区力量强大，是维护日本利益的唯一保护伞。”然而与美国的期望相反，日本并没有减少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甚至一度在1966年与欧洲为了争夺对华化肥出口订单陷入价格战（将在下文详述）。直到中日在1972年通过田中角荣访华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一直都通过LT贸易协定框架进行半官方性质的沟通，而沟通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经贸关系相关话题。

　　另外，美日在冲绳问题上的矛盾也与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直接相关。美国在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后将日本尤其是尚未归还的冲绳地区作为对越南轰炸的行动基地，甚至一度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美方的战略无异于将日本绑上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对日本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中的外交形象非常不利。随着1967年之后美国在越南战场陷入泥潭难以速胜，日本对美国的不满也愈加表面化，尤其是在冲绳返还的谈判中对美国态度变得更加强硬。根据1967年11月28日佐藤荣作首相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会谈纪要，后者质问日方为何和欧洲一样对支持美国态度消极，佐藤则以外交辞令委婉表示了日方国内舆论并不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快速将话题转换到了冲绳返还的问题之上，要求美方进一步明确返还的时间表。一直到1973年冲绳被重新交还日本，冲绳返还以及其作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基地的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佐藤政权，并成为横贯在日美之间难以解决的外交障碍。

　　日本国内政治角力对日方外交政策的影响

　　除开东南亚地区政治的动荡，日本国内的政治角力也对这一时期日方的外交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本文上半部所论证，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无论日本官僚体系还是自民党内部，都有对于日本对外政策路线的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通商产业省官僚集团与外务省官僚集团的对立。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前者就表现得非常积极，与后者消极怀疑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962年中日双方关于LT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外务省与通产省都提出了各自的草案。根据外务省经济局的讨论记录显示，通产省力主通过国有的输出入银行在向中方提供长期信用贷款并直接出口工厂设备，而外务省则担忧美方的反对，从而力主搁置通产省提案。虽然LT贸易协定最终以通产省提案的胜利告终，外务省仍然在1963年9月第三年度的LT贸易会谈中将通产省的提案撤回，并将之修改为不提供信贷和分期付款的苛刻条件。与外务省的阻拦相对，日本通产省在1963年和1964年通过专案方式实现了对华工厂设备出口和信贷输出（图2）。根据美国中情局于1965年12月26日提交的国家情报分析报告显示，日方通商产业省的官僚集团在三木武夫的带领下甚至想要乘胜追击，将前两年通过日本国有银行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的专案制度化，从而继续扩大对华贸易规模。

　　（图一，LT贸易协定日文文本，上有高崎达之助与廖承志的签名。摄于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馆）

　　通商产业省坚持其对外政策的底气一部分来源于该部门官僚与本国产业界的紧密关系。这一部分是由于战后原定进行的旧财阀解体计划由于冷战需要而被美国搁置，从而使得日本在1950年之后通过康采恩的形式重建了财阀体系，并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战前紧密的政商关系。这一点首先体现通商产业省所具备的职能之上。由于通商产业省直接负责日本工业政策的制定和日本国有银行（如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对日本实业界的融资，日本产业界的发展相当依赖于其与通商产业省的关系。这一关系也反映在人事上：在以旧财阀银行为中心重组的产业集团内部，大量的高层职位由前通产省官僚于卸任后担任。而产业集团的企业家高层也往往在通商产业省的下属部门（比如经济企划厅，经济团体联合会等）担任顾问的职务。

　　除了1962年的LT贸易协定，日本通产省和产业界的联盟也在1963年中日经贸关系中提供了重大的影响。在1963年，在通产省官僚的主导下，中国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得了五年期价值两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从化工巨头仓敷绢织株式会社（后更名为可乐丽Kuraray株式会社） 采购维尼纶制造的设备（图2）。由于日本输出入银行属于日本国有银行，在中日尚未建交的大背景下，该融资并非提供给中方，而是直接由输出入银行以融资的名义支付给仓敷绢织株式会社，再由中方以后续的双边贸易额向日方偿还。值得注意的是，该融资遭到了美国和台湾蒋当局的强烈反对，使得原定于1964年进行的另一笔用以从日立造船订购货轮和购买第二座维尼纶工厂的融资胎死腹中。但无论是通产省在该融资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还是日本产业界能够与通产省合作避免外交风险，都体现了这一政商联盟的深厚基础与默契。

　　（图二）中方向仓敷绢织株式会社采购的维尼纶工厂于1965年在北京投产 （文汇报，1965年5月5日头版）

　　除开对华贸易所能带来的利益，通产省和日本产业界联合起来影响日本对亚洲政策的另一动机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中欧日之间的激烈对抗。如本文上半部分析过的那样，欧洲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以来就一直试图制定共同的产业政策，从而增强欧洲产品在世界中的竞争力。除了之前提过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农业基金和产业标准化的努力之外，欧洲国家还试图协调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欧日在化肥工业上的竞争。1962年，欧洲的13个化肥生产商在苏黎世举行会议，成立了Nitrex作为负责协调化肥对外出口的机构。与主要着眼于在欧洲内部整合建立共同市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同，Nitrex的成立标志着欧洲打算通过与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的竞争来促进欧洲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作为肥料生产的卡特尔，Nitrex所能够提供的大量化肥出口对于正从大跃进中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国毫无疑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中方从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进口化肥厂设备，但国内产量无法满足中国农业的巨大需求。而为了应对日本的竞争，欧洲（以法国和荷兰两国为首）不仅愿意通过Nitrex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优质肥料，更是愿意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贷款条件以吸引中国进行购买。

　　Nitrex 的成立以及中欧之间肥料贸易的蓬勃发展，使日本产业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感到了危机感，这也是作为日本产业界代言人的高崎在1962年为何力推以优惠条件对华提供信用贷款用以采购化肥的缘故。在整个六十年代，欧日双方在对华出口上的争夺可谓是互有胜负。1966年，Nitrex通过内部协调，将国际市场上定价为48美元每吨的硫酸铵肥料以每吨34美元的价格与中国签订了订单，而这一订单也迫使日方在对华化肥出口中降至同样的价格，从而换取中方继续从日本追加一百五十万吨硫酸铵肥料订单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欧日之间的化肥风波被美国国务院官僚视为中国经过计算获得的外交胜利：在一份1967年12月19日的美国国务院内部情报通报中，美方认为中国的成功将迫使美欧国家削减在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利润，并引来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从而增加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望。虽然美方的担忧是基于其对于冷战现实的考虑以及对华的敌视态度，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尽管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在对东南亚政策上向美方靠拢，中日欧之间的经贸交流和多方协调却变得更为常态化，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认为是中国对西方外交破冰前夜的“无声的革命”。

　　然而，通商产业省与日本产业界的联盟，以及前者在制定日本对外经贸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都在六十年代中期遭到了削弱。一部分原因是日本外务省官僚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通过一系列外交行动 （包括主导日本参加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IGGI），协调日本与美国在琉球群岛归属问题上的斡旋，以及主持日本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谈判）逐渐加强了该部门在制定日本对外政策过程中的权威。对欧美的经济谈判尤其导致了外务省和通产省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这是由于通产省官僚在这些谈判中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在日本加入OECD的谈判过程中，美欧的主要诉求就是日本放弃其保护主义政策，并对市场和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减少行政干预。换言之，通商产业省与日本产业界的联盟，恰恰是在外务省主导的谈判中被欧美（尤其是一直反对日本加入OECD的英法两国）代表攻讦的软肋。在谈判过程中，英国《泰晤士报》直接以“臭名昭著的通商产业省”（“Notorious MITI”）为题，大肆抨击日本市场的不透明和非自由，并指责通商产业省与产业界勾结滋生腐败。最终在1964年，池田内阁通过对欧洲让步完成了日本加入OECD的谈判，并承诺在1965年之前开放百分之九十的日本市场。应当承认的是，日本的市场自由化在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都流于表面，甚至仍然以高关税保护本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汽车制造业。但由于通产省在谈判过程中被不断边缘化以及国内政商丑闻的爆发，该部门在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共产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力相比五十年代可谓是大幅后退。

　　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界也由于东南亚地区的持续动荡以及欧美在六十年代中期至石油危机为止的经济扩张而将目光从亚洲移往西方。这个时期的产业巨头，尤其是以电器和汽车制造产业为主的集团，开始向日本政府强调欧美市场购买力的重要性，呼吁政府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以增强日本企业在欧美市场中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通产省和产业联盟的工作重心转向国内，并通过支持并购和融资来帮助日本汽车制造业和电器制造业更好地在欧美市场竞争。这一“从太平洋转移到大西洋”的变化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产业界也再一次将目光转回亚洲，投向改革开放前夜的中国和越战尘埃落定后的东南亚国家。

　　结语：从冷战到“新冷战”：窥视现代日本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

　　那么，站在RCEP签订的当下回望过去，日本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对今天理解日本有什么作用呢？诚然，冷战作为一场东西方阵营在全球意义中的激烈对峙，各国在其中做出的外交选择也许与今天这个日趋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代格格不入。然而，随着各国反全球化浪潮和美国鼓吹新冷战的论调尘嚣甚上，通过审视日本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经状况的变与不变，我们也许能够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塑造日本外交的因素有所心得。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日本对于重塑自身大国地位的追求，从五十年代以来都从未缺席。虽然日本在1955-1972年之间出于极为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外交态度，在许多议题，包括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东南亚关系上有所反复，但其对恢复自身大国地位以及在地区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构想始终不变。无论是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还是通过越南战争向美方施压收回冲绳，抑或是顶着美方反对发展对华的经贸关系，都体现了日本想要独立推进地区政治议题走向的愿望。这一点尽管会由于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国内长期反共亲美氛围的熏陶而显得步履蹒跚，但对独立自主的追求在日本政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仍然具有市场。无论是近年来自民党寻求修宪的计划，还是对诸如奥运会，RCEP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热衷程度，抑或是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蠢蠢欲动，都能够体现出这一点。对于一个在二战中失去往昔大国地位，经济总量却位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它将以何种方式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存在感，以及如何引导该国选择对地区更具有建设性的外交方针，将会是亚洲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除了对冷战中日本政府外交模式的分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产业巨头们在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虽然通产省已经不复存在，而日本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比起六十年代则远远超出，政商联盟仍然在塑造日本政策方面有着巨大作用。时至今日，在战后重建的三菱，住友，三井等财阀（或者按照今天的称呼，集团）依旧掌握着大量的子公司，在日本经济中占据领头羊的地位。而回顾冷战中的发展，除了这些产业巨头对来自欧美同业的竞争以及对市场的渴望，其对地区稳定程度的追求也值得注意。如前文所述，六十年代日本转向欧美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的持续动荡和政权更迭，具体体现为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政变以及政治清洗，缅甸奈温政变上台后政治全面保守化以及与缅甸人民军的长期内战，和席卷整个中南半岛三国的越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柬战争。因此，保持地区和平和稳定，以及防止域外国家通过干涉本地区事务从而挑起战争，是整个六十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动荡能够给今天的亚太的重要教训。

　　【1】中方对缅甸的态度在六十年代一直有所反复。虽然奈温曾多次访问中国并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其对缅甸共产党的镇压和对在缅华侨的排斥都使得中国难以全面认可奈温政权。

　　【2】美国在印尼苏哈托夺权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依旧在研究冷战的学者中富有争议。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建立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资料馆所藏的于1966年8月10日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出的电报，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早在苏哈托发动对印尼左派人士的血腥屠杀之前就向苏哈托阵营提供了一份印尼共产党要人名单，并在1965年12月2日就提供给苏哈托阵营（Kap-Gestapu）五千万印尼盾的汇款。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于该事件的文件至今依然封存，学界难以完全证实美国国家机器在该事件中的介入程度。

　　【3】对于该时期日英美欧的外交交锋，可参见戴超武所著的《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的缘起与影响》

　　【4】对于美国是否有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安排，在冷战时期往往众说纷纭。然而这一争论在2009年画上了句号。根据2009年鸠山由纪夫政府调查的结果，在冷战时期日美之间确实存在将核武器部署在日本和冲绳地区的秘密协定。2014年，安倍内阁也正式承认了这一调查结果。

　　【5】根据通产省方案，中方向日方采购的钢铁，农机，和化肥，将可以获得18个月的信用贷款，并且不需要支付保证金。而外务省则认为这种方案相比于日本提供给东南亚国家的条件（6个月偿还，需要支付保证金）显得过于宽松，且意味着这是以中方政府信用为担保，有外交上承认的意义。

　　【6】康采恩主要指的是通过由母公司（在日本的情况为银行）对子企业（日本称为伞下企业）进行持股，从而达到实际支配的垄断形态。日本现存的几大产业集团，如三菱集团，住友集团等，都是以三菱UFJ银行和三井住友银行为中心，按照这种方式于战后重新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