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盟体系“七宗罪”(16)

　　2020年美国“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加拿大政府表态含糊其辞，总理特鲁多发推特称，虽然美国正对谋杀弗洛伊德进行追责，但要知道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反黑人种族主义依然存在，且在加拿大同样存在。该表态未对事件进行谴责，表明加政府不敢公开批评美政府的懦弱心态和对美国的姑息。

　　同时，美国对加拿大种族问题视而不见。2019年6月3日，针对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国家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特鲁多在国际妇女大会开幕式上承认原住民女性遭受的悲惨暴力等同于“种族灭绝”，但美国政界对此默不作声，美舆论不仅没有给出谴责和批评，反而声称加政府为解决相关问题“作出巨大努力”。

　　◆美国盟友在国际规则适用上对美大开“绿灯”。

　　澳大利亚宣称捍卫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2017年澳《外交政策白皮书》中载明“全球秩序基于的规则应是协商一致而非强国主导”。但为配合美国中东战略，澳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ICC）关于接受巴勒斯坦作为观察员国的决定，阻止ICC调查以色列涉嫌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实施的战争罪行为。在美宣布将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后，澳打破过去几届政府延续数十年的政策，效仿特朗普表态称也将考虑迁馆。

　　为维护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的军事利益和英国的殖民利益，澳反对国际法院（ICJ）关于查戈斯群岛去殖民化的咨询意见及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

　　第七宗罪：内讧

　　美国对盟友时而包庇、时而敲打，玩弄“驭下之术”，意在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迫使盟友追随美，同盟体系内部实已互信缺失、同床异梦。

　　◆美国通过贸易手段打压日本，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美政府曾频频利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在1976年至1989年间，对日本产品进行20次“301调查”，绝大多数以日本让步自愿限制出口告终。1985年9月，美、英、法、联邦德国、日本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协议，主要包括遏制通胀、扩大内需、贸易开放、资本自由化等内容。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日出口受到打击，产能大量过剩。1986年、1991年美日先后签订两次《半导体协议》，5年协议期结束后，美国半导体在全球和日本的市场均扩张至三成左右。此外，美国先后对日本发起纺织品战、钢铁战、彩电战、汽车战、汇率战、半导体战、美逼日系统性改革等七次贸易金融战。为减少日元过度升值对经济竞争力的损害，日政府通过放松信贷维持经济扩展势头，股市、楼市泡沫越来越大；后为防止经济过热，日政府采取激进步骤，快速调高央行基准利率，导致日经济泡沫破碎。该协议被认为是日“失去二十年”的转折点。

　　◆美国以贸易逆差为由，逼迫盟友修改双边自贸协定。

　　2012年，美国与韩国签署《美韩自贸协定》，之后时任美总统特朗普认为该协定造成美对韩贸易逆差。2018年9月，韩总统文在寅不得不与特朗普签署修正后协议。1992年8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北美自贸协定》，成立北美自贸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认为该协议增加了美贸易逆差，并将数以万计的制造业岗位转移至薪资水平较低的墨西哥，要求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谈判，三方签订新的美墨加协定（USMCA），加拿大向美开放160亿美元的农产品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国与盟友相互指责设绊，美甚至拦截盟友防疫物资，并囤积疫苗等紧俏抗疫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