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总公司原党委书记韩玉婷：金融旅途琐忆

　　来源|《中国金融》2020年第19-20期

　　作者|韩玉婷 作者系印制总公司原党委书记

　　《中国金融》走过了70年，也走出了一代一代《中国金融》人。一本杂志，对于一个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同时也是一部史书，记录着行业的发展历程。对于人来讲，一本杂志是一所大学堂，牵连着、培养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作者与编者。

　　我来编辑部报到时，大家正在忙着筹备《中国金融》正式复刊。这本杂志1950年创刊，“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当时的办公地点是在西交民巷，天安门广场西南角钟楼下那座白色小楼（现小楼已拆建为高楼大厦）。室内装修别致，深红色木地板，酱黄色木制墙围，场景与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相似。参与筹备复刊的主要是停刊前编辑部的老人，有几位前辈令我记忆深刻：富有诗人气质的朱川老社长，具有高度责任感、一身正气、视编辑部如家的冯春林社长，毕业于复旦大学、精通中国文化的才子李福钟总编辑。还有为人厚道的王磊主任，端庄舒雅、睿智善良、解放初期的女大学生夏清芬老师，毕业于老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流利的王韵嘉老师。再有就是比我年长一些的富有激情、总是匆匆忙忙的张永玉先生，以及沉稳练达、办事一板一眼、后来成为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的周战地女士。

　　我是加入编辑部较早的年轻人，尽情享受着前辈师长们的关心呵护，深受师长们丰富的文化知识、金融知识，活跃的思想以及言传身教的滋养，还有让我终生受益的严苛训练。领导撰写和编辑修改的稿件经常需要抄写，自己编写的稿件也要清清楚楚誊写在稿纸上，久而久之，右手中指磨出厚厚的茧子。编稿、写稿、抄稿不能出现任何错别字和错误标点符号，否则会受到严厉批评。那时候我住在西交民巷中国银行宿舍，距离单位1000米左右。早晨起来就到办公室，擦地、擦桌子、打开水，为上班做好准备。一日三餐食堂吃饭。晚饭后继续在办公室读书，编写稿件，并将当日报刊上有关经济金融的政策信息剪贴在剪报本上，供大家参考。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所特殊的学堂。

　　《中国金融》是一个好平台。年轻人在这里作为编辑记者，有机会参加各种重要的金融活动。有时甚至在不经意间见证和记录历史性事件。一次在百度查阅资本市场的相关资料，一篇题为《架起大洋两岸金融事业的桥梁》的文章赫然出现在眼前，作者是韩玉亭（后按身份证改为韩玉婷）。那是1986年12月，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双方几百名的代表参加，邓小平出席会议，接见代表，并将新中国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票送给美方代表，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我作为《中国金融》记者参会，写了这一长篇深度报道，在《中国金融》1987年第一期首篇刊出，并配有封面照片。文章刊出后，在国内外形成了影响，一些国外媒体也有转载，现已成为这一金融活动的历史记录。后来我担任了《中国金融》编辑部副主任，力主刊物增加来自经济活动一线的鲜活内容，文字活跃，可读性强。我和同事孙芙蓉奔赴中小企业蓬勃兴起、市场经济活跃的浙江温州实地采访，了解一线商品经济活动，分析当地民间借贷情况。与民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创业经历、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这里一扎就是半个月，写出采访札记连续在《中国金融》刊出，在读者中引起反响。我在《中国金融》编辑部工作长达十年，在这里学金融、熟悉金融，沐浴改革开放春风，铸磨编采文字功夫，为做好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人民银行办公厅工作，先是在综合处任副处长。综合处主要负责公文核稿。人民银行总行的公文十分规范，每一个文件都要严格按照公文的种类和格式行文。熟悉和掌握公文的写作，是机关公务员的基本功。之后，1993年我担任新闻信息处处长。那时，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人民银行行长，非常重视金融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金融各项政策措施向社会发布和传导成为一个重要环节。重要的新闻稿朱总理都亲自修改，我们从中受益匪浅。当时，向社会发布政策措施或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一些金融词汇需要做解释，M0后面要跟“（现金）”，M1、M2依次加括号说明情况。这些细节现在仍然记忆犹新。每当发布一些重大政策措施信息，都要通过各种方式与媒体沟通，事先邀请记者举行通气会，建立与新闻媒体的良好沟通渠道，与新闻记者交朋友。199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颁布，我们邀请《中国金融》等媒体采访行领导和司局领导，作出系列报道，向社会公众介绍人民银行法的内容，重点是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职责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等，影响广泛深远。《中国金融》作为人民银行主管的政策性刊物，在宣传金融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6年底，我正式调入国家外汇管理局，多数时间是在综合司工作，曾担任法规处长、副司长、司长（新闻发言人），之后任总会计师也兼综合司司长。在这里经历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记得当时朱总理对外宣布人民币不贬值，稳定汇率，稳定金融市场。按照局领导要求，我和综合司的同事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外宣传，起草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稳定问题的答记者问”在主要媒体发表。同时，起草制定系列法规措施，为加强外汇管理提供支持。为严厉打击逃套汇，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同志合作，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人大法工委的同志合作，起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在《中国金融》多年工作积累的良好文字功底，为我这些工作的开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我在经常项目司任司长是在2002年年中。此时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连年保持双顺差，外汇储备逐年增长。外汇局领导明确提出，改变外汇短缺时期“宽进严出”的管理理念，实施流入流出均衡管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我和经常项目司的同事，在大量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照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则，提出多项改革措施，为对外贸易支付提供便利，满足企业和个人正常外汇需求。例如，放宽企业开立外汇账户的条件，提高企业保留外汇的限额；简化作为真实性审核手段的进出口核销手续，探索利用技术手段实现总量核销事后重点监管，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个人用汇标准，满足正常用汇需求；建立企业、个人账户信息系统，提高对外汇资金流动的监测水平。修改《国家外汇管理条例》，是我再次回到综合司以后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专门成立条例修改小组，按照局领导要求制定修改原则：吸收改革成果，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预留空间；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对外汇资金流动实施均衡管理；按照公平竞争要求，取消中资与外资企业、国有与民营企业、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差别待遇；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我和法规处的同志就条例修改的原则和内容多次向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法制办汇报沟通。最后，我和修改小组的同事们封闭一周，一条一条讨论，一字一句修改。经常项目管理内容大大简化，保留外汇收支真实性审核原则，原来进出口核销内容全部取消，增加事后监督检查和非现场监督手段。有些在外汇局工作的实践和体会，我也曾撰文在《中国金融》上刊出。

　　2012年春天，来到一个对我来说全新的领域，中国印钞造币。如果有机会在西外大街穿行，动物园西侧有一座大理石西式建筑，这便是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我作为公司党委书记，与公司董事会、党委的同志研究制定企业人才战略，向全印制行业印发《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加强和改进人才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引进人才、培训人才、选拔使用人才和薪酬激励、业绩考核等方面提出系列措施。通过竞争性选拔，一批所属企业年轻高管、总公司部门年轻负责人脱颖而出，有效激发了印制行业干部队伍的活力。选拔产生了所属企业首批主任技师、副主任技师，拓展了一线操作岗位人员职业发展通道。

　　在印制企业树立开放的企业文化，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着力点。一方面走出去，向国际同行、国内企业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创新，树立现代企业管理意识。一方面对外展示自己的形象。邀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金融》、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采访印制企业、印制人物，对印制行业的发展历程、印制文化、人民币设计师展开系列报道。一系列宣传活动，让社会公众了解印钞造币企业，印钞造币人，树立企业形象，增强员工的自豪感。

　　40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这40年正是国家改革开放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40年，又正好身处人民银行这样一个大家庭和金融业这样一个大行业，对个人来说真的是很幸运的。我从《中国金融》走出来，从一个媒体人到机关人再到印制人，不管在哪个岗位，《中国金融》都时刻陪伴着我。借着《中国金融》杂志70周年华诞的契机，回忆了这些片段，都是举小若大，全力以赴。一路走来，收获良多，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