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任正非”暮年交汇比“荣耀+神州数码”更值得期待

　　1997年年初，任正非去北京出差，让随行的李玉琢（原华为副总裁）牵线，要跟柳传志见一面。

　　当时华为还是深圳一家小公司，联想已经是国内明星企业——从1996年开始，联想电脑销量位列国内市场第一名，占据市场30%的份额，销售额是华为的5倍多。

　　这是柳、任两人第一次见面，约在北京西北三环附近的一家友谊宾馆，双方各自带着接班人，柳传志带着杨元庆，任正非则带着李一男。

　　任正非一点不含蓄，开门见山跟柳传志聊企业股权制改造细节。当时联想刚筹备股权改制，一切改造方案都属于企业机密，直到2年后的1999年才对外公布方案，也没有得到财政部下批文批准，放在一般人身上，不会往外面吐露半个字。

　　柳传志不一样，事前没了解过华为，看在李玉琢这个昔日中科院同事的面子来见面，居然和盘托出，坦诚公布内部持股细节，包括杨元庆等一些主要干部的持股额度——和日后公布的细节丝毫无差。

　　而这次见面，在任正非心里留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一是，柳传志这位老兄很真诚，值得自己尊重。二是心里暗暗腹诽：联想和四通一样，没什么高明之处。而后者在联想1984年创立之时，已经是中关村的传奇。四通董事长段永基则被尊称为“中关村村长”、“中国互联网之父”，他也曾接受过任正非的拜访，那是在1995年，同样是李玉琢牵线，同样是企业股份话题，但这次见面后，任正非评价段永基：败军之将。

任正非（左）和柳传志

　　两人第二次见面已经到16年之后的2013年9月，任正非3次问鼎《财富》榜中国商界领袖榜首，华为则超越爱立信，首次跻身全球最大的设备商，成为全球性企业。

　　柳传志则在两次第二名后，从榜单上消失，改由杨元庆上榜，排名跌到第三名，排在马化腾之后。而这一年，联想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16.7%，高于昔日霸主惠普，问鼎全球PC第一名。

　　这次见面依然是任正非主动。华为给柳传志发来邀请函，请他到西城区一套四合院见面。柳传志毫不犹豫推开所有的工作，花了一个半小时车程，来给任正非捧场。

　　不同于上次几个人的促膝长谈，这次见面场面盛大，院子中间挂着幕布，循环播放战火硝烟、年轻人街头演讲的场面。桌子上摆满资料，全是世界各地名校的校训。院里站着30个人，全是大咖级别，诸如最高检察院原检察长贾春旺，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中科院院士范守善、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陈存根等中关村、教育部、党工委、文化界人士。

　　谁都不知道自己参加的是什么活动，只因为是任正非邀请，谁也没推辞。而这一次见面，柳传志跟任正非紧紧握手，良久没有松开，当天帮任正非想都匀校训之余，还向随行的联想高层提出：要学习华为支教。日后柳传志撰文记录这次见面，称自己最敬佩和欣赏任正非。

　　从此之后，在公开记录中，尽管惺惺相惜，但两人再未见面。两家公司的发展则是背道而驰：华为一路高歌，联想却市值一路下跌。

　　2013年4月接受央视《对话》栏目采访时，柳传志坦率承认，自己不如任正非。“任正非更大胆，更敢于冒险。”

　　柳传志和任正非这两个名字再度联袂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由于2018年闹出的5G风波。

　　2018年5月6日开始，网上有言论指责联想在2016年两次3GPP投票上，没有支持华为提出的5G技术标准，因为联想的一票之差，让华为输掉5G标准，败给高通等外国厂商——尽管这种指责极其荒谬，3GPP组织的运行规则是建立共识，如果各方无法达成共识，采用的也是不记名投票，且需要71%以上的成员支持才能通过，一言以蔽之，联想做不到民粹分子口中的“一票卖国”。

　　5月16日，柳传志发出公开信，振臂一呼，号召大家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这一番强硬做派，得到一众后辈诸如马云、周鸿祎、俞渝、曹国伟、程维等企业家发声力挺。

　　任正非第一时间表示支持，他不仅在柳传志打电话求证时，表态联想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感谢联想对华为的支持，还主动在公共社交媒体上替联想解释：联想在投票阶段，是支持了华为。

　　两年后的现在，老哥俩又走到了一起。

　　而这一次，是柳传志化身白衣骑士给任正非“雪中送炭”。今年9月15日开始，由于第二轮制裁，华为缺“芯”危机愈演愈烈，据36氪和界面等多家媒体报道，华为欲断臂求生，卖掉荣耀，聚焦高端市场。

　　站在台前的是神州数码，背后则是柳传志，即便他已经从联想控股——神州数码的母公司退休，依然是名誉董事长、资深顾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神州数码的董事长郭为也是柳传志的嫡系。

　　和中国大多数巨头公司一样，只要在世，柳传志这个创始人对公司的影响力就无人能比。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回看40年前的柳、任，他们和现在大多数身处中年危机的35岁+男人没什么差别。

　　柳传志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我国最早的金融家，持有中国第二号律师证，但在特殊时期，父亲被打入牛棚，朝不保夕，柳传志吃不饱，穿不暖，还得下农场做繁重的劳动。即便日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抱了14年铁饭碗，日子依然清汤寡水，全家住在一间只有12平方米，由自行车棚改造的小屋，四壁只靠报纸糊，房顶盖着两张竹凉席，既不避寒，也不避暑，还得偷木头扩建，才能挤下一家7口人。

　　任正非更失意。父亲是毕业于北平民大经济系的高材生，但因为在国民党工厂任过职，受批斗，关牛棚，日子压抑贫穷，而任正非33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填补了中国仪表工业的空白。第二年又被选为军方代表参加科学技术大会，他依然得为自己的入党资格发愁。

　　两个人的创业都很被动。

　　柳传志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吃惯行政拨款，产品研发不仅跟国际水平越拉越远，还得不到市场响应。内忧外患之下，中科院不得不转型面向市场，鼓励科研人员走出去创业。

　　赶上改革开放第一批创业潮——1984年总设计师首次南下深圳，南深圳、北中关村开始热闹，一批批科技人员下海赶潮——整个中关村出现了40多家科技企业，两通两海傲立群雄。

　　当时的柳传志还是无名小卒。在中科院的传达室，一间20平方米的砖砌平房办公，11个员工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柳传志担任副总经理，主管经营。他当时的梦想纯粹，就是把公司经营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

柳传志刚开始创业办公的传达室

　　尽管他不知道公司该做什么业务。干脆就什么赚钱卖什么，唯一的目的是每个月顺利发出工资，养活公司十几号人。

　　40多岁年纪，创业资金被骗大半，不得不带着同事在中关村拉板车摆地摊。最后依靠中科院输血输资源，顺利搭上IBM中国办事处这条线，做起IBM的国内总代理，才给联想的日后传奇开上一个好头。

　　3年后的1987年，联想已经是北京的纳税大户，一年纳税347万，总营收7345万元，账面攒下550万的流动资金——远超出创业预期。

　　这一年的任正非，却是穷困潦倒。

　　尽管他也拿到了铁饭碗。1983年转业后，在深圳南油集团旗下一家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也遭了骗，亏损200万，不仅要变卖家产还债，还离婚失了业，一家人五口住在棚屋里，每天吃的是市场收摊时才买的便宜菜。

　　当时任正非已经43岁，人到中年，被国企除名，找不到工作，只能自己创业，和朋友凑足21000元，在深圳湾畔杂草丛生的两件平房里启动华为。

　　任正非也迷茫，想不清楚华为的方向在哪里。他做过交换机，卖过报警器，同样靠代理赚钱。依托深圳的地理位置优势，华为靠代销香港的HAX交换机赚差价，才真正养活公司。

创业早期的任正非（左一）

　　走到20世纪90年代，任正非和柳传志在事业上小有成就，不约而同思考起企业的未来——一定要做产品研发。

　　依然是被时代所迫。

　　改革开放走过10年，科研水平远不及海外企业，但在积极入世的大环境下，中国成了众多跨国企业眼里的香饽饽。

　　国内通信设备市场被跨国企业瓜分，日本NEC、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企业合称“七国八制”，这些企业不仅设备互不相通，靠着垄断技术，价格昂贵，装一部电话需要5000元的初装费，让整个通信市场混乱不堪。甚至没人会相信，中国企业能制造自己的交换机。

　　联想试图自主研发微机，首款机器“联想286”除了主机版和品牌，几乎所有配件都是从境外进口，统称“八国联军”：中央处理器来自美国英特尔，内存芯片来自日本，硬盘来自新加坡，显示器来自韩国，显示卡来自台湾，机箱和键盘也是来自台湾的机箱，主板来自香港联想，而广阔的中国大陆，只能生产电源。

　　华为第一款自主研发的BH01，则比联想更寒酸，生产全靠买散件组装，然后做包装，写说明书，再依托自己的代理商销售，做产品宣传时，甚至简单粗暴的把其他厂商的BH01品牌和地址换成华为，传真给客户拉生意。

　　这条自主研发之路，任正非和柳传志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1990年5月，“联想286”在全国展览会上一炮打响，拿到1千多万的订单，给中央政府做报告时，联想强调会在销售286后，继续扩大“386”、“486”的市场。

　　然而，碰上1991年的电脑产业风暴，国际计算机公司集体降价，全球PC电脑芯片价格一日三变，导致几百家电脑组装厂家要么倒闭，要么巨亏。IBM 裁员26万，微机销量世界第一的康柏公司，公司股票跌去70%，总裁被迫辞职。联想则在3个月时间里，亏损5000多万元。

　　研发之路被拦腰斩断，柳传志不得不重操代理业务，替惠普、Sun和IBM公司销售产品，才度过难关。

柳传志

　　而这次被迫卷入国际竞争，不仅强化了联想走向海外的决心，也让柳传志意识到，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不行。

　　到1993年，联想销售额首次位列全国第一，却也是成立10年来，首次没有完成自有电脑销售指标。尽管联想微机的研发经费超过利润的40%，但成果没有转变为产品。

　　特别是在熬过旷日持久的“柳倪”之争后，柳传志将公司发展路线定格为：贸工技。他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

　　从日后联想公布的财报数据来看，从2006年到2014年，研发支出占比都在1.9%以下。而华为在1998年施行的《华为基本法》里，明确提出：技术研发支出至少是每年销售额的10%。2019年任正非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提到，华为每一年的科研经费将近200亿美元。

　　任正非是一意孤行走上了“技工贸”之路。当初靠BH01的廉价优势打开市场，却被散件货源扼住咽喉。逼得任正非下决心，将研发到生产全部攥在手里，掌握市场主动权。

　　当时的华为，只是一个从事贸易业务的小民企，技术人员是刚出社会的新兵蛋子，测视设备全靠土方法自制。任正非甚至没想过产品研制不成功会怎么样，带着员工从0开始设计电路和软件开发，没有精密的检测设备就有放大镜一个个着电路板上的成千上万个焊点，甚至因为发不出工资，需要借年利息24% 的高利贷在应急。

　　这场将身家托付的豪赌，一年后得到回报。华为首次研发出的国产交换机BH03，一举打破中国企业不能自造交换机的偏见。

　　此后，华为在技术研发之路纵马疾驰。即便很快因为技术误判，研发上线的新产品JK1000 刚面向市场，就被市场淘汰，任正非没有放弃，再建300人的研发团队，全部资金投入到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动员大会上，他站在5楼会议室放狠话：“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任正非

　　而这一次堪称破釜沉舟的尝试，真正书写华为奇迹。事实证明，华为再次赌赢了，1994年万门机亮相，随即横扫中国电信市场，销售达到8亿，95年销售达到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交换机。

　　时至今日，或许大家很难想象，当初打赢这场仗的300主力研发人员，平均年龄25岁，年纪最小的才19岁。

　　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企业家，柳传志和任正非都是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而他们面对的市场竞争，从来没有最残酷，只有更残酷。

　　到20世纪末，摆在第一代企业家的最大拷问便是：国际化。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是：中国本土企业稚嫩，不去国际化是等死，做国际化是找死。

　　国际化的路线大致分为两条，一是砸钱并购，二是卖力气开发。

　　华为属于后者。从1994年赴美考察，发现中美技术差距，任正非就确定了全球化战略：未来3-5年，华为的产品研究系统，市场营销，生产工艺装备及管理，公司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全面与国际接轨。

　　彼时中国尚未入世，华为的国际化试水受尽白眼。就近出征俄罗斯，华为副董事长郭平都忍不住诉苦：两眼一抹黑。推广产品两个星期没看到客户影子，莫斯科大街的商店门口的大牌子上，赫然写着：本店不出售中国货。

　　和跨国企业相比，华为没有规模，没有技术优势，只能入驻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非洲、中东、南美、亚太这类“鸡肋市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一点点磨出市场。一直到1999年，华为海外业务收入不到总营业额的4%。

　　任正非仍然没有放弃。2000年在五洲宾馆大开海外出征誓师大会，墙上贴满大标语：青山处处埋忠骨，世界何处不是家、民族希望，汗洒欧美……誓要将国际化进行到底。

　　相比于华为一手一脚打开国际市场，联想的国际化高效得多。

　　2000年联想在香港上市，提出“国际化联想”战略，4年后用12.5亿美元的代价，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一举拿下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一步到位实现国际化目标。

　　尝到甜头后，联想一路买买买，包括日本NEC，德国Medion AG，巴西CCE，顺利在2007年进入世界500强，2013年跻身世界PC第一生产商。

　　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联想是国际化最成功的中国企业。在华为迟迟进不去的美国市场，联想如鱼得水。不仅将全球总部迁到纽约，管理层里面中国人、外国人各占一半，内部也要求用英语沟通。

　　2016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杨元庆曾吐露数据：联想70%的员工在中国，30%在海外，业务则是30%在国内，70%的业务在海外。

　　如今回过头去看，40年江湖风云变幻，一批批企业家前赴后继，但能熬过30多年市场淬炼的企业，如凤毛麟角。

　　柳传志、任正非都是超越时代的成功者，他们成长于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年代，伴随改革开放一路试错、成长，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联想、华为。两位民企大佬长达20多年的友谊，也是一段难得的美谈。

　　尽管从第三方视角看，两人的性格实在不搭。

　　柳传志是入世派。他能说会聊，乐意和小辈接触，2000年转型做投资，用资本、资源和经验扶持了众多创业公司，在中国企业家圈子中众星捧月。马云夸他是中国企业家的楷模，雷军说他是中关村的传奇，王健林则因为有柳传志这样的兄长和朋友，感到非常骄傲……

　　任正非则低调得多，尽管华为不断壮大，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学习的榜样，甚至眼高于顶、认为“这个世界笨得不可思议”的大疆科技创始人汪滔都深为服膺，然而2019年之前，任正非很少出现在镁光灯之下。

　　在公司内部，他也很少出席庆功宴，发布会，少数几次发声都是在华为心声上写写信。任正非曾经坦白过，自己不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没有亲密的工作伙伴，“私人生活很痛苦，非常寂寞，找不到人一起玩。和基层员工离得更远一些，为了公司能够平衡，我得忍受这种寂寞，忍受这种孤独。”

　　现在两个人的状态也不大一样。

　　柳传志退休赋闲，享受起老年生活。任正非还在为华为的前路奔波，一向低调的他，一年接受37家媒体的专访，面对国内外记者的长枪短炮，战斗姿态十足，放话因为美国制裁，公司全体振奋，战斗力蒸蒸日上，自己则不会退休，“现在还是才思泉涌的状态。”

　　如果荣耀最终出售给神州数码等企业，意味着柳传志和任正非这两颗中国商业史上的明星将在暮年交汇，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商业思想将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可能比荣耀或者神州数码更加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