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发布10起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5)

　　【裁判结果】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公证处在保全证据过程中对附近耕作及路上遇到的农户进行询问时，农户均陈述所在地属于观山口六组、七组，委托制种公司为三保种业公司。该陈述与厦门华泰公司委托代理人后期询问的其他农户，六组、七组组长及村委会主任的陈述相互吻合。三保种业公司亦认可其在观山口村六组、七组制种的事实，仅辩称在公证保全的地块并未委托制种，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观山口村实际委托制种情况，故判令三保种业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观山口村委会对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保种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三保种业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答辩所主张的事实，其二审提交的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等证据，并未明确种植的具体地块，无法证明三保种业公司实际生产品种及其所主张的实际生产面积，且缺乏付款和结算证据以及亲本发放、种子收购花名册等附件佐证，同时作为一审共同被告的观山口村委会对于一审判决并未上诉，二审又不出庭应诉，三保种业公司在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对于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中委托制种行为的侵权判定具有指导意义。不签订制种合同、选定代理人发放繁殖材料、通过间接方式给付制种费用等方式，是实践中非法代繁行为所采取的普遍手段。这类侵权行为隐蔽，品种权人往往难以收集有效的直接证据，也难以追究真正侵权人的法律责任。根据案件相关事实和证据，适时转移举证责任，对于一味否定侵权事实但不提供相关证据的当事人，推定侵权事实成立，是降低品种权人维权难度的关键。本案中，品种权人提交种子生产合同、公证书等初步证据以证明制种公司委托制种行为构成侵权，制种公司虽然否认但无法对涉嫌侵权品种种植地块的制种情况进行说明，且未提供上述地块的亲本发放凭证及种子收购花名册等予以佐证，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侵害品种权的行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六、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诉秦永宏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407号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初1453号

　　【基本案情】江苏省高科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种业公司)为水稻新品种“南粳9108”的独占实施许可人，有权以自己名义对侵害水稻“南粳9108”植物新品种权的单位和个人追究法律责任。高科种业公司认为秦永宏未经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南粳9108”水稻种子的行为侵害了其独占实施的被许可权，诉请判令秦永宏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秦永宏辩称，其利用自留种子生产商品粮的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农民自繁自用”情形，不构成对“南粳9108”水稻新品种权的侵害。

　　【裁判结果】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秦永宏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经转包的土地经营权达973.2亩，已不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民，而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俗称种粮大户)。该类经营主体将他人享有品种权的授权品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取得品种权人的许可，否则构成侵权。故判令秦永宏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秦永宏经营的土地面积高达900余亩，其在该面积土地上进行耕种、收获粮食后售出以赚取收益的行为，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生活的需要，而是具有商业目的。从秦永宏享有经营权的土地面积、种植规模、粮食产量以及收获粮食的用途来看，其已远远超出普通农民个人以家庭为单位、依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土地来进行种植的范畴，原审法院将其认定为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若允许秦永宏播种上述面积土地所使用的繁殖材料均由自己生产、自己留种而无需向品种权人支付任何费用，无疑会给包括高科种业公司在内的涉案品种权利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损害其合法权益。由于秦永宏在其通过转包获得经营权的973.2亩土地上进行耕种，未经许可生产“南粳9108”水稻种子并留作第二年播种使用的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农民自繁自用”情形，应当取得涉案品种权利人的同意，并向品种权人或经授权的企业或个人支付费用。因现有证据仅能证明秦永宏存在生产行为，不能证明其实施了销售侵权种子的行为，故对原审判决赔偿数额予以酌情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