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濒危语言 我国有25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2)

　　即将出版的“濒危志”第二辑收录了深圳地区的一种汉语方言——占米话。据深圳大学吴芳副教授调查，占米话主要分布于深圳市深汕合作区与惠州部分乡镇的村落，该区域各镇的占米话人口有1万至2万人不等，深圳坪山新区的个别村落中也有这种方言，但当地还能说这种方言的人只剩十几人了。

　　吴芳说，占米话见证了明末一段迁徙的历史，“根据搜集到的一些族谱记载，一些地方讲占米话的人最早是由福建迁入广东的”。当地县志记载，明末东莞人黄招远起义失败后带兵逃到海丰，在鹅埠一带定居下来，由于长期受到客家话和福佬话的影响，就形成了一种粤客闽混合方言。

　　“占米话中保留了大量古语词，折射出这支方言对古代汉语的传承，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吴芳介绍，这支方言的古语词，远的可追溯到上古时代，不少古语词仍是当地人挂在嘴边的常用词。如称曾孙为“息孙”，这与战国时的称呼是一脉相传。王莉宁说，许多方言正是古代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发音，那该是多么的震撼。”

　　2015年5月14日，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下发《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决定自2015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规划调查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点100个、濒危汉语方言点100个。

　　“语保工程”的重要目的就是为濒危语言留下“声音标本”，而不止于文字记载。翻开“濒危志”，每种语言都附有二维码，扫码后可获取该语言的音视频——悠扬的库伦蒙古语歌谣、来自水乡的浙江廿八都话……当遥远的声音出现在耳边，读者仿佛拥有了跨越时空的能力。

　　“濒危语言保护，即是存史，让历史变成有声的。”王莉宁感慨，我们现在常常讲“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保护抢救濒危语言，就是让我们听到古籍和历史的声音，让我们的后代能够听到我们现在的声音。

　　曹志耘说，语保工作者奔赴全国各地，一批批鲜活的田野调查语料、音视频数据和口头文化资源汇聚到中国语言资源库，一些从未被记录过的语言、方言在即将消亡前留下了它们的声音。

　　未来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复活这些语言

　　在写到某种濒危语时，中国传媒大学李大勤教授通常用代词“她”来称谓自己团队调查的语言。先后7次到西藏昌都、林芝、山南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李大勤已经抢救、保护了20多个“她”。

　　李大勤第一次进藏是2001年，当时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孙宏开做博士后研究。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随社科院江荻老师去西藏察隅县调查僜人的语言。李大勤回忆，20年前这次田野调查“像西天取经一样艰险”，去的时候翻山越岭整整三天才到察隅县城，路上多次遭遇塌方、断路之险；在调查的近三个月内饱受物资短缺的折磨；在回来的路上，还差点被泥石流埋葬，等两个人从车里爬出来，整个吉普车都被泥石流淹没了。回京时两人身上都已伤痕累累。

　　可就是这样一次艰险的经历，让李大勤决心从偏理论的语法研究转到了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保护。“因为通过那次调查，我们发现了第一手的语料，深刻感受到了这些语料的珍贵。”李大勤说，我国的语言学研究非常需要这些基础性调查的工作，而目前少数民族语言语料的缺乏恰是我国语言学研究的最大瓶颈——这就是中国语保工作的重大价值所在。孙宏开等学者就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在田野上成长起来的语言学大师。

　　极具代表性的是西藏的格曼语，她在几代语言学者的接力保护下被完整记录下来，并拥有了永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