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1.5代移民的七年留学观察(3)

即使是导师和学生这样在我们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关系，美国导师依然保持着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感。所以，国内师生矛盾中，导师要求学生做家事的事情在美国几乎不会发生。

美国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矛盾更可能集中在学术范围，比如有的导师会督促学生的实验进度，在实验结果不好时有可能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常远说，以他所接触到的情况，这已经是师生矛盾的极端情况。

相比于人身攻击，美国导师更倾向于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把关学生的毕业程序。“大多数导师尊重学生的私生活和研究兴趣及进度，但他们不会在毕业这件事上‘放水’。”常远说。

“按时毕业”VS“按标准毕业”

自张彻2012年赴美读博，到2018年获得博士学位，6年在美国理论物理领域算是获得博士学位的较短时间。

而在常远所从事的无机晶体材料领域，平均博士毕业时间也要达到5年半。

让国内研究生们头疼的“延期毕业”问题似乎并未给张彻、常远们带来困扰。

国内大多数博士生研读年限是3年，最多研读时限是6年。如果6年仍然无法毕业，博士生将无法获得博士学位。所以在国内，“延期毕业”是压在博士生身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按部就班造博士的做法，博士延期之所以引起国内学界关注，是因为在国内按时毕业才正常。”

学术标准是美国导师是否准许一个博士生毕业的唯一标准，其他因素包括研读年限等都不能成为让导师“高抬贵手”的理由。

相比于导师读博士的时期，张彻要学的东西更多、毕业难度更大，修读时间更长也在情理之中。“在国内，按时毕业是正常现象，但在美国，按学术标准毕业才是。”

“撒网式打招呼”VS“单盲式推荐信”

每每说到美国科学文化中关于人与人之间界限感的问题，人们很容易将美国科研界想象成一个完全依靠制度运作的体系。事实上，人性皆同，“人情”在美国科研界一样无法避免。

“相比于国内的刚性指标，美国从大学招生直到学生毕业就业，软性指标占有相当大比例。”常远2018年博士毕业后前往硅谷工作，其导师的推荐起了关键作用。

这种“走后门”现象在美国博士生毕业和就业时非常普遍，科研人员整个研究生涯的每个同行评议阶段也是一样。

如此说来，这和国内学术评价、申请项目时的“撒网式打招呼”有何区别？

常远在2011年申请季时请他本科时的一位老师写推荐信，老师的答复是，“你自己写好一个模板，我帮你改改”。当常远将自己写的推荐信拿给老师时，“老师看也没看，大笔一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在他2018年找工作期间，每一封推荐信都是导师亲写，直到现在，常远都不知道这些有可能决定他命运的推荐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这种‘单盲式’推荐信是基于对一个人学术和科研能力认可基础上的评价，而非仅仅出于人情。”常远说。

刚性制度很难保证不“一刀切”，而软性标准很难保证没有人为因素，如何把二者在人才评价时结合起来，同时最大程度保证公平性呢？

“完美制度设计”VS“坚实道德基础”

与张彻在国内找工作的出师不利相比，常远那些最终进入美国高校任职的师兄师姐，并非在科研成果产出上有碾压式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