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士：许身“爆轰” 逐梦“圆满”(3)

1958年，朱建士按期毕业。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当时他只知道被分配到二机部，但这是个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他一概不知。就这样，他和另外两个人从北京三里河赶到花园路向邓稼先报到，成为了中国唯一核武器研制单位理论研究最初的28名大学生之一。报到的单位是北京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九所），他被分配到理论研究室的力学组。

当时，按照中国与苏联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内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由苏联专家带领一批国内研究人员完成。为了尽快进入工作角色，1958年到1960年，邓稼先带领理论设计人员进行了两年的理论工作准备，从《中子输运理论》《爆轰理论》《辐射流体力学》三本书起家，一边学习讨论，一边举办各类学术报告会，为快速突破关键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获得了关于爆炸力学、中子传输、核反应和高温高压下的材料属性方面的大量数据后，研究队伍开始准备进行原子弹的实际设计。

在中苏合作的早期，苏联专家介绍过一个原子弹的教学模型，讲过一些简单的数据。这些讲授的资料经过整理，代号为“A039”。但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如何通过实验得到、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做，苏联专家并未告知，因而大家也无从判断这些数据的真伪。

1959年6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中国被迫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研制核武器的道路。为了记住那个悲愤的日子，我国将第一颗原子弹的型号确定为“596”。

在很短的时间内，国家迅速组建起了自己的研究队伍。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会聚在一起，共同开创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朱建士有幸与他们成为了同事，得以领略这些大家的风采，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和经验，拥有了帮助自己快速成长的得天独厚条件。

从1960年5月开始，在邓稼先的带领下，力学组和数学组的同志们经过充分调研与论证，确定了数值计算方法，踏上了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征程。至1961年1月，朱建士与科研人员一起，每天“三班倒”，使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苦苦运算。然而，计算出的一个关键数据与苏联专家曾经说过的结果大相径庭，反复验证了九次，计算结果还是与“A039”数据不符，这就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著名的“九次运算”。由于没有足够论据来否定苏联专家的资料，其间，几乎每周都要举行一次讨论会，负责的所领导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朱光亚，理论室正副主任邓稼先、周光召、秦元勋、周毓麟、何桂莲，以及力学组、数学组的同志们全数参加。

朱建士虽然是参加计算的主力，也是每次答辩的主角，但属于“小字辈”，有时不太敢在会上表达意见，只能在下面小声议论。彭桓武先生注意到后说：“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说出来，在原子弹问题上，大家是平等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渐渐的，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场合、不管是什么身份，在学术研讨中，每个人都可以积极踊跃地发表自己对所讨论问题的理解和看法。这也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术民主”的雏形。

1961年9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周光召，以他深厚的物理功底，利用热力学的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否定了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从而结束了长达几个月的争论与徘徊，扫清了理论设计的障碍，大大加速了我国自行研制原子弹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