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发论文”？赵国屏院士：莫用随意“推理”攻击抗疫勇士(2)

对于我们这个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又处于经济快速从落后走向先进（从“老牛拖破车”到高铁普及是在我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的特殊时期，这个决策的艰难程度，对于上亿可思考的大脑来说，既可能是“可想而知”也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感觉，我们对新发传染病防控的体制，在2003年之后，虽然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依然有不少不适应各种新发突发情况的缺陷。而舆论的反映，本质上可以归结到这些缺陷上。因此，我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大家能够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一次从根本上完善这个体制。

我初步的考虑，就是这个体制必须是“能动”的，不能是“死板”的；必须是“协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把“平时”与“战时”联系起来，平时要搞好演练和教育，战时就好办了。

至于思想或者舆论层面的问题，从政府到专业机构及专业工作者（包括科学家），大家都要反思。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时刻，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科学理性思维的方向上迈出一大步，不要用随意的“推理”，去攻击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勇士，而要和他们同舟共济，一起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科学视角如采用不好，其他视角没意义”

在此前的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谈中表示，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的一部分。

“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说。不过他也强调，科学的视角如果采用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

赵国屏认为，中国这个国家、武汉这座城市以如此之大的体量，当发生类似新冠病毒肺炎这样重大疫情的时候，并且出现在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如此关键的时间节点，要想做到科学决策，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他说，即便我们已有SARS、甲型流感等疫情在前，但每次疫情既有可参照经验，又有不可参照的部分。加之我国在SARS以后，虽然建立起一个相对良好的防控体系，但如何把科学研究的结果很好地用于服务国家重大决策，或者与决策之间进行有效联系，仍是一大难题。因此，出现一些决策上的失当，是可以理解的，更没有必要将CDC发表流行病学论文，与它防控职责的履行对立起来。

CDC回应：及时刊发调查结果有助于共同研判疫情

就在记者截稿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就网友质疑，对该中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作出官方说明。在这份声明中，CDC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初期传播动力学》一文，是由来自CDC、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该论文“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

CDC官方声明还提出，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Onset的日子都是推测，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1月31日，高福在对媒体回应中也如此表示。

“及时在学术刊物发表调查结果，有助于国内外专业同行及时了解疾病的特征，共同评估和研判疫情，改进防控策略。”该声明称。

下附CDC官方声明全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