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儒泳：一生丹心寄绿野，如今白首归青山(2)

“孙先生的年岁不断增长，但学习和探索的热情从未消退，始终走在学科发展的最前面，为中国的生态学研究开辟着道路。”孙儒泳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牛翠娟说。

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圣经”

年轻时为备课和编写讲义积累的大量素材，成了孙儒泳后来著书立作的宝贵财富。

1977年，全国科教界百废待兴，成都召开了高等院校生物教材会议。会后，孙儒泳便投入了多所高校合编《动物生态学》教材的工作。此后，孙儒泳继续总结教学经验，参考各国生态学教材，也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编写出煌煌90万言的《动物生态学原理》。

孙儒泳曾回忆，这本书刊行前，他积累的活页纸笔记就厚达一尺多高，卡片盒也用满了三四个，“一笔一划硬是用手写出来的”。

《动物生态学原理》于1987年出版，被台湾《中国时报》组织的专家评选推荐为大陆十本重要著作书之一，后来又分别获第二届全国高校教材全国优秀奖和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这本书后来几经再版，几乎成为国内所有动物生态学学子的入门必读书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生态学人。

“这本书可谓是中国动物生态学的‘圣经’。”王德华说，“90万字巨著，数十年积累，一人独立完成——这在当今看来，几乎无法想象。”

而这样一本厚重的大书，读来却完全不显艰涩：“有限的环境处于不断恶化的困境之中，这是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问题。但是对待环境问题却不能持宿命论的观点……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依靠科学和技术。”

娓娓道来的笔法，明白如话的风格，就像先生仍站在七尺讲台上，把毕生所学讲给莘莘学子听。

孙儒泳对我国生态学教学的推动作用，还远不止于此。他参与主编的《基础生态学》、《普通生态学》都被国内高校普遍采用；他负责的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他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有16部。即使在近80岁高龄时，他还主持翻译了国外的先进教材《生态学》。

2012年，孙儒泳不慎摔倒，脑部受伤。学生们纷纷去探望，但他已经很难辨认谁是谁了。有一次，牛翠娟带着再版的生态学教材，连同一些水果补品去看他。孙儒泳看到其他礼物都没什么反应，直到牛翠娟拿出那本教材时，老先生眼睛一亮，拿过来就不再放手，来来回回地翻看。

这一幕让牛翠娟深受触动：“他实在是我平生见过最爱生态学的人。”

把生态理念播撒向中国大地

生态学在中国是一个起步较晚的学科。80年代孙儒泳撰写《动物生态学原理》时，还笑称“生态学”是一个很“时髦”的词汇。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初启，国内处处生机萌动、朝气蓬勃。然而此时，全球环境恶化的危机也在逐渐凸显，“粮食、人口、资源、能量、环境”五大问题迷雾重重、困扰不断。“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明天”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在这种光明与危机交织的时刻，中国生态学会在昆明成立，马世骏教授被推选为生态学会首任理事长，孙儒泳则当选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后任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主要负责生态学的教育和科普工作。

“孙先生不仅在把生态学引入中国、引入课堂的过程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对生态学走向中国社会，深入国民人心，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孙儒泳的学生、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曹振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