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公共卫生：变化与挑战(2)

与新世纪之初不同的是，如今，全球各地往来更加密切，紧密依存，国际旅游和商务活动愈益频繁。以我国为例，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数据，2019年，中国边检机关检查的出入境人员高达6.7亿人次——这与17年前SARS疫情时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波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数千人死亡。其中，韩国、意大利、伊朗成为中国境外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瑞士也发现了确诊病例，这意味着疫情已来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家门口”。

即便人口的国际流动大幅减少之后，病毒的全球化传播依然还在路上。颇为诡异的是，疫情还有可能在各国之间折返“倒灌”、交叉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全球风险评估的级别调为“非常高”。

凡此种种皆表明，疫病的“幽灵”一直在我们的“地球村”游荡。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这些人类共同“敌人”的突袭变得愈发频繁莫测，而跨境跨国延烧也越来越难以避免。

非传染性疾病的挑战

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也逐渐趋同。诸如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症、癌症、中风、糖尿病等原本被视为富裕社会才有的慢性病，也开始在资源匮乏、卫生系统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滋生蔓延。精神疾患、暴力及伤害等风险亦不断增多。据WHO的官方数据，非传染性疾病业已取代传染病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杀手”。

2016年，在全球5700万死亡人数中非传染性疾病占71%，其中五分之四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细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心脑血管疾病占31%、癌症占16%、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7%、糖尿病为3%，孕产妇、围产儿及营养状况致死总计为20%，伤害占9%，剩下的慢性病占14%。全球疾病与死亡模式的转变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环境卫生、医疗服务和粮食供应的普遍改善。这也表明提升疫苗接种覆盖面的公共卫生运动获得了斐然成就。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职业选择、消费行为与观念以及行为模式等健康决定因素都悄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快速普及，消费文化扩张，全球采购和商品营销盛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垃圾食品和含糖饮料的负面影响。

公共卫生干预的全球化

自1948年成立以来，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在引领全球公共卫生运动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过去数十年，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并推动各种公共卫生实践，其中包括疫苗接种，讲究个人卫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如肥皂洗手、戴口罩），搞好环境卫生（像改水改厕）、强身健体，母乳喂养，及改变不良习惯（如抽烟酗酒、随地吐痰、不戴避孕套及不系安全带）等等。作为拥有194个成员国的多边国际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也与各个成员国携手应对传染病和慢性病等健康挑战。

迈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疾病的全球化也呼唤公共卫生干预的全球化。每当重大传染性病魔降临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地区能独善其身或孤军抗击疾病的入侵和蔓延。一些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卫生筹资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易被“攻陷”。有鉴于对全球化直接和间接健康威胁的新认知，加上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一次次地敲响警钟，全球卫生治理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集体行动也在不断升级。所幸的是，国际专业知识、信息和人员的全球流动，也有助于各国同舟共济攻克病魔。